摘要：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内地有什么启发？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
嘉宾简历
陈健民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副教授。
陈健民亦出任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客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为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咨询委员、北京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学术顾问、李连杰壹基金2009、2010年典范工程评委会主席、《中国非营利评论》(北京)、《第三部门学刊》(台湾)编辑顾问。
在香港社会参与方面，陈健民曾出任廉政公署小区研究小组委员会成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现为第四届特首选举委员会(高等教育界)委员、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学者组召集人、香港公民教育基金会董事、香港社会企业策划中心顾问。
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内地有什么启发？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个人置身其中可以做怎样的努力？这些问题是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探讨的。
社会组织有三大功能
首先，怎么理解公民的权利？英国有学者用三个层次谈公民的权利，第一个层次是一般的权利，涉及到言论自由、组成社团的自由、集会自由等。第二个层次的权利是政治权利，就是你选举代表的权利、参选的权利。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经济的权利，包括有基本的住房、医疗等保障。这类权利在西方是通过宪法把它固定下来，然后通过一些立法和社会政策体现出来。
公民社会是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它不等于是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以自主、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构成的公共领域，通过这个领域，公民可以进行对话、联系与合作，促进公共的利益。
首先谈自主。所谓自主，这个民间组织不是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它是在政府架构以外的，它没有编制，不是事业单位，它完全是自主的。怎么体现它的自主？主要是看它的治理架构、理事会的组成、主要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政府派下来的，能不能够从政府拿钱。不同国家、地区有点不同，一般来讲，在西方、港台地区，民间组织(特别是做社会服务的民间组织)，都从政府拿不少钱。政府是做公共服务的，民间的社会服务团体也是做公共服务的，所以，税收的钱绝对有理由通过政府流入到民间组织里做社会服务。政府只是代老百姓管这个钱，钱不属于政府。
还有一点是多元开放，当然，在同一个领域里，很重要的是自愿性。
我总结有三个方面很重要：第一是权利的意识。政府用权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用，问题是个人没能力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时候怎么做？只能团结起来，组成社团。第二是参与的意识。单谈权利是不行的，讲太多个人权利的时候，也很容易走向个人主义，我只看个人的权利，不看其他人的权利，那时候谁来组成社团保护你的权利？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要谈参与、也要谈义务。在这两个理念下，有第三层意思，就是宽容意识。
社会组织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方面是监督。监督国家的权力，监督市场，不单是国家可能滥权，市场上也可能有假冒的产品，它们就要监督市场。
第二方面是社会服务。现在如果所有的东西都由政府来提供服务，政府太庞大了，有时候效率不太高。所以需要有社会组织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提供产品，包括为老人、儿童服务。
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人在这个网络里是互相帮忙的。以前传统的农村社会里，解决公共问题比较容易，因为人与人之间都是熟人，可能都是亲戚朋友。现在社会不是这样的，有什么公共问题，谁都不愿意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功能，它将人们通过一个网络连接起来，然后就有了互动、互信，然后就一块儿解决一些社区问题，这就是社会资本。
管理社会需要“三角”合作
香港的社会组织发展比较早，19世纪中叶就有一些居民组织出来，大概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大量出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社会组织发展出现新状态，大量的压力团体涌现，它们给政府压力，而这类压力团体也促成很多社会运动。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些论政团体。
香港现在的社会组织发展已经比较完整、比较多元化。首先看慈善团体，它们已经变成政府的伙伴，香港只有很少的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办的学校叫官立学校，你在一个区可能只能找到一家政府办的学校，其他90%以上的学校是民间团体办的，政府提供经费。还有做老人、儿童、家庭服务、心理辅导等，这些社会服务大部分都是由民间团体提供的，政府只提供经费。政府提供大部分的经费，再加上公益金和马会的支持，NGO还可以对公众进行筹款。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学校就推动我们做义工，每个星期六为民间团体筹款。香港的服务也比较专业化，一般来讲是聘社工来做，社工的收入跟公务员比较接近。这些人都是念过大学社工系的，培训之后就做这些公益团体的全职工作人员。
倡导性组织多元化，对监督政府和推动社会转变有重要作用。现在倡导性的组织非常多元化，有一些是为了民生的问题，病人有很多问题，组成一些病人互助团体，向政府提出很多要求，还有环保团体等，这类组织相当于社会服务组织，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因为政府还是有倾向的，它不太愿意给这类压力团体太多钱，所以它们的资源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它们就利用比较低成本的方法推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跟媒体合作，通过媒体把他们的话讲出来。
社会组织被称为第三部门，管理一个社会需要三个部门一块儿做，现在我们不谈管制，而谈治理，或者是善治。好的治理不能单靠政府，国家不可能单靠政府来做事情，我们一定要通过三个部门合作才能解决问题，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第三部门是社会组织，三个部门出来之后，互相平衡，互相监督。
举个例子，香港对食品安全很重视，一方面是政府有检查食品安全的部门，另外一个是市场，市场上有竞争。更重要的是有第三方，如果食品安全要做好，不单是靠政府，不单是靠市场竞争，更需要第三方，就是消费者委员会。内地的消委会是在工商局下面的，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它的背后也有政府，不过政府只提供经费，它的管理是独立的。另外，在消费者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些组织也会自己抽查食品，对其进行检查，这样才产生三角平衡，才有善治。
如果你觉得某件事情有问题，你就用这个三角去看，是不是不平衡，是不是没有做好自己的角色，是不是第三方没有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问题都可以理解，民工问题那么严重，是不是没有第三方出来？环境有问题是不是没有第三方出来？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管理不能单靠政府，一定要通过一个网络来解决问题，首先三方要独立，互相监督，然后三方也要合作。现代的管理，在西方非常强调三方合作，政府要跟企业好好合作，可是它也会跟社会组织合作。在丹麦，如果一个企业能聘一些伤残人士，1/3的工资是政府给的，2/3是企业给的，这样，企业就能照顾弱势群体。
过去30多年，内地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改善了，可是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未来30年，内地要怎么发展？我认为香港经验值得借鉴。
□陈健民
(本版文字为1月23日演讲稿，有删节，更多文字、视频请登录南都公众论坛官方网站gzlt.oeeee.com浏览。)
■ 现场提问
公众参与意识待提升
提问：我是一名深圳出生的年轻人，出身背景、教育、社会环境氛围都让我们这辈人非常缺乏公民意识，我很迷惑，我们这个社会，包括我们这类群体如何努力呢？
陈健民：从文化的基础讲，我强调三个东西，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宽容意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们有参与意识，以前农村里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处理的，政府在乡村是没有政权的，都是靠当地的村民自己解决问题，传统都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参与是非常局限的，都是自己人，同一个村里人都是自己人，同姓人最好，都是儒家的伦理参与的，出了这个村就没有了。
我们有家、有国没社会，中国就是这样的传统。我们把家的伦理推到国家，忠跟孝是一样的事情，我对父亲的态度跟对皇帝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把家的伦理可以扩散到一个村里，也可以扩散到一个国里，可是村与村之间为了风水可以打起来，没有什么伦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公共伦理、社会伦理，我们只有儒家的家的伦理，把国和家联起来，没有社会这一块在中间。
所以，中国当前非常重要的是要发展公众伦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很深，可是我可以把它变成很简单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从很小的事情做起。举个例子，排队买票的时候，有人插队，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可是还是有人去插队。他插队的时候损害你的权利了。他这样做好像把你当成透明的，好像你不存在，他这样插队是否定你的存在，所以你会很生气。你生气会不会跟他吵起来？我买一张票回老家，为什么要打得头破血流？你不愿意这样做，你不开心。原来一个人插队造成这么多影响，把一个人的权利侵犯了，把这个制度破坏了，让人家产生那么多内心的负担，最重要是你把人否定了，所以在公共伦理里，做这样的事情是违反了很多的价值。现在深圳人，排队秩序非常好，几年前都是在争的，我们是需要慢慢学的，以前是有家有国没社会，现在要学会有社会，要有公共伦理，从这个方面作为一个起点，要建立一种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学会用好的方法处理社会上的矛盾。
提问：你认为内地慈善公益领域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你如何看待壹基金的发展前景？它对官办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将来的竞争和合作会体现在哪个方面？
陈健民：中国的慈善发展在全球来讲属于非常低的水平。中国没有把民间的资源调动起来，如果调动起来的话，马上会完全不一样。老百姓不捐款，他们的担忧是非常合理的，我捐的钱去哪里了？它能做事情吗？会不会有腐败？一般的公益团体是没办法公募的，只有官方背景的才有公募的权力。当然这是体制的问题，你有没有给老百姓信心，让他们觉得钱捐出去之后是真正做慈善了，这类组织有没有能力做服务，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现在完全是垄断的，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体制原因，有的基金会能独立筹款之后，把钱给不同的人，政府不能控制它。第二方面是利益原因，有些政府部门现在可以募款，如果民间的基金会可以筹款了，它的钱就少了，它怕跟人家竞争。所以现在是垄断的，这是很坏的，人民大学一位教授说，“人类有很多不同的恶，不能原谅的恶是不给人家做好事的恶”。
壹基金要冲破这种困境。李连杰跟我讲，他说，如果有一天壹基金能够变成公募基金会，“李连杰”三个字就要去掉，以后就是壹基金。他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是一直没法登记，现在只有深圳让他登记成立公募基金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突破，就是打破这个垄断。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本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