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多重破坏，打乱了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也给灾区的广大居民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精神和心理伤害；灾后重建中的迁居和重建，改变了社区原有的居住和生产格局，使灾区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比震前更复杂的局面；灾难袭来时的紧急救援和灾后的援助在实施中往往突破原有的行政格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进入灾后重建以来，灾区的矛盾主要还是围绕"重建"而产生，矛盾的表现也繁杂多样。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灾后重建空前巨大的援助投入和相关的补偿问题，也使得灾区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急剧凸显，利益矛盾迅速增多。这些新变化对灾区、乃至四川全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以往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以及社会认知等结构，因震灾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影响而出现结构性改变，乃至部分解构。
因此，四川的灾后重建是在与以往任何时候都极不相同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对社会公平的期望值普遍高于对发展效率的期盼，灾区对政策信息的需求高于对资金物质的需求，群众对干部廉洁公平的要求高于对其发展能力的要求。"公平"、改革"、"作风"是我们在灾区调查时随时可听见的关键词。
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分析
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灾区重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表现为干部和群众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群众对干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有问题时没人解决，布置任务时不容商量，政策信息不问不说。群众反映是：有事找不到干部是因为干部怕群众，总是躲起来不照面。干部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工作头绪多、上级布置的工作多、群众反映的问题多，但是有关的政策不明朗、能够掌握和使用的资源有限，没有办法回应群众的要求。干部忙的和群众想的不一致，干部越忙群众越不满意。
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感到缺乏关怀。许多干部反映说，干部也是灾民，亲人离别的心理伤痛以及经济损失，外加工作任务压力，谁来关心我们？我们帮群众解决困难，谁来给我们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能力不足。
灾后重建面临的问题许多是新问题，干部特别是基层工作人员需要有新的工作方法，比如面对受到灾害影响的群众，怎样倾听、怎样回应、怎样化解矛盾；怎样公平、合理地分配处理救援物品；怎样组织发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等等，没有相应的培训学习，靠自己摸索，难免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当然，这里面还有因个别干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不法行为导致的干群对立。特别是个别极重灾区，外来资源多且监管不力，权钱交易的现象很容易出现；而只要这类事件出现一两起，就可能激起普遍的不信任感和情绪化反感，群众中的相对剥夺感就会更强烈，对干部的不满也会被扩展或强化。有意思的是，在调查中，目前群众中往往会把"政府"和"干部"分开：政府是好的（尤其是上级政府），干部不好（尤其是本地干部）。
由此可见，政府的威信还是很高的，怎样防止群众的怨气从"干部"蔓延到"政府",需要引起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高度重视。
新老居民间的矛盾分析
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因住房的异地重建和统规统建，在农村形成了很多新的居民聚居区。这些聚居区里的居民虽然多是彼此相识的乡里乡亲，而一旦比邻而居则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问题和矛盾。
迁居引起的矛盾目前主要表现为新邻里关系的紧张。据我们在灾区了解的情况，由于这次灾后重建的建房多数是仓促上马，准备不足，包括土地使用和选址等许多实际问题在一开始都没有经过充分的协商和沟通，致使房屋建好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新的邻里关系紧张--这中间有实际利益问题（如耕地、林地、宅基地、房前屋后零星土地等土地使用问题、灾后和迁居后的土地补偿问题、救援物资和援助资金的分配问题、村原有资产和新增资产的收益分配问题等等），也有生活习惯问题（如放养家禽、垃圾处理等），还有个人行为问题（如不拘小节等）等等。
我们在某重灾村调查时，一位老乡说：最怀念住帐篷的时候，大家那么团结，虽然艰苦但是很有信心；现在的重建把大家的心都搞散了。总之，由于迁居形成的新居住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区，但是新的行政管理和自治管理的体制建设还没有跟上，社区中的人际关系还处在磨合阶段，各种矛盾很容易产生，且没有协调疏导的机制。
在一些地方，农村居民的住房重建采取了"社会联建"的方式，其本意是通过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对一的"结对联建",在不违反国家土地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农村居民出让部分宅基地，城镇居民投入修建资金，解决农村住房重建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但在执行中，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打着"联建"的幌子，在农村宅基地上修建别墅出售，已经形成了新的居住小区。这些小区与重建社区的关系将会成为这些农村社区发展的新问题，如土地权益问题、小区居民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失地农户的生计问题、新增居民区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问题等等。这种现象在风景区尤为突出。对这种政策风险、环境风险和利益冲突风险极其明显的现象，当地基层政府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意识和长远考虑，只是满足于"完成农房重建任务"、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眼前目标，对农村居民的真实意愿充耳不闻，既无对群众意见的回应交流，也无风险应对措施。一旦新业主入住，矛盾和问题将难以避免。
学校与社区的矛盾分析
这类矛盾多见于明星灾区内有巨资学校的社区。由于这些巨资学校投入大、影响大，各级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重点保护重点维护，俨然成为不可擅入的"特区".学校本来应是社区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学历教育的场所，也应是社会教育的场所，而这类学校在目前显然是不可能承担发挥其社会功能的。由于这类学校的名声在外，很有可能成为今后"灾区旅游"的看点。
某学校附近的居民已经在把新房的底层开成铺面，相信学校会给本社区带来新的生财之道；而学校及有关管理方也在考虑怎样利用明星效应寻求利益最大化。这种趋利行为或许能够成为今后新的社区经济增长点，但也存在引发各方利益冲突的潜在危险，作为"公共品"的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商品化威胁已然显现。
学校内部的矛盾分析
对于灾区一般新建学校而言，由于学校多数是建在乡镇，学生集中住宿，学校管理面临的问题将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多数学校系重新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新的教师队伍、新的学生群体，其中多数人有死里逃生的经历，心理和精神的创伤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原有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学校内部的管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老学生、新老教师、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校、教师与学校、家长与教师、家长与学校（特别是伤亡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任何一次哭丧悼亡，都可能再次煽起悲情，造成基层的情绪动荡，上级或有关部门的问责）……各种矛盾交织，会使灾区新校的管理出现空前复杂的局面。
另外，由于新校建筑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后期维护管理将超出过去的惯例。学校的维护管理费用（包括水电费、设备维修费、师资培训和学生行为养成培训等）属于长期投资，是学校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我们在灾区调查时了解到，目前的灾区新校都还不知道这笔投资从何而来。
外来建设者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分析
在512地震后中央迅速做出了"对口援建"的决策，2008年6月11号，《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出台，由19个省市在今后3年对口援建四川省的18个重灾县市，每个省市援助实物量不少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
这种举国之力的救灾措施，对四川的灾后重建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看到，对口援建的成效是巨大而有效的。但是在对口援建的过程中，由于援建工作政治性强，资金投入大，加之时间紧迫，外来建设者与本地居民的矛盾也在逐渐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矛盾有可能累积，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外来建设者与本地居民的矛盾多数是沟通交流不够，也有的是利益冲突，还有的是因违法犯罪所致。如有的援建工程为赶工期，忽视与当地的沟通交流，施工中忽视群众的心理感受和环境保护，引起当地的不满甚至抵触；有的外来建设者因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容易在生活交往中产生与本地居民的个人矛盾；有的是本地利益群体认为外来援建的投入影响了本地的市场，为谋求私利，给外来援建工程设置种种障碍，甚至挑起事端，制造矛盾；还有的是不法份子鼓动蒙蔽群众，借机侵吞盗窃援建物资，明目张胆"吃大户".应该看到：对口援建中的任何矛盾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影响，也有可能激起群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切不可掉以轻心。
基层政府与NGO的矛盾分析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因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生命力的表现。512地震后大批志愿者和民间组织积极投身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这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民第一次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彰显了中国公民意识的兴起和蕴藏在民间的公民力量。
由于我国社会管理的改革才刚刚起步，在应对社会公共事务时怎样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还缺乏制度的安排，尽管《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一次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社会协同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参与各方的准备都显得不足。急剧迸发的公民志愿热情缺乏承载的实体和平台，许多志愿活动热情有余、成效不佳。
及时的引导和支持公民的志愿热情，使其转为全社会的志愿精神，对各级党委的领导能力、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负责能力、社会组织的协同能力和公众的参与能力都是新挑战。目前灾区仍然有为数可观的志愿者和公益组织在村组活动，但地方政府对他们始终持戒备态度，观望多、服务少；限制多、支持少；防备多、信任少。而志愿者和公益组织与政府（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和机制，也是造成互不了解、各行其是局面的原因。
志愿者和公益组织与基层政府的矛盾虽然多是工作矛盾，但是由于志愿服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更为舆论所关注，网络信息传递迅速，容易产生连锁反应，基层政府对此十分警惕。某镇党委书记在回复说为什么要"劝退志愿者"时说：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做得再好也不列入目标（考核），还要给政府工作带来压力（老百姓会比照志愿者要求干部）；可一但有点问题，就是维稳大事、就是政治错误。现在这么忙，要应付这些事实在没有精力，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在村里常驻。偶尔来看看、搞点活动，我们还是很支持的。至于"希望志愿者留下"的群众愿望则被"顾全大局"所掩盖了。基层政府的这种态度引起志愿者的极大不满，虽然目前还没有可能引发其他问题，但就其发展趋势来看，是值得重视的。随着对灾后重建"公众问责"热的逐渐兴起，这类问题最容易招致对政府工作公开性、透明性和公正性的质疑。节选自《四川灾后重建中的社会问题》
作者简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成都青少年犯罪研究联络中心副主任，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妇女与社会性别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鹤童基金会、野草文化中心、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海惠助贫中心等多家民间公益机构顾问。
郭虹女士有当知识青年、战士、工人、护士、教师、机关干部的多种经历。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师资班，获法学学士学位。1983年起在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应用社会学、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侧重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和公民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