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陈金陵作为环保NGO研究学者，受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塾的邀请，赴日参加关于环保NGO的研讨会，介绍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情况。在此期间，她采访了日本民间组织“环境文明21”负责人加藤三郎，并采访了刚上任的日本环境省大臣松本龙。
从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日本环保NGO的发展状况及日本行政部门与NGO的关系。
加藤三郎是日本NPO(非营利性组织，即我们国内的NGO)“环境文明21”的法人代表，民间组织环境文明研究所所长。之前，他曾是日本环境省第一任地球环境部部长，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参加过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和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
18年前参加巴西环发大会后，加藤三郎先生辞去环境省官员职务，创办了“环境文明21”这个环保民间组织。“21”即标志着他和志愿者们，已经把环境保护的目光，投射到21世纪。
前不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塾办公室，记者与加藤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
记者:18年前参加巴西环发大会后，您为什么辞去环境省地球环境部部长职务，去创办环保民间组织？
加藤先生: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公害问题很严重，当时主要靠政府用行政力量和技术手段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温室效应、酸雨等地球性问题，和公害不一样，这些问题不能用同样的行政和技术的方法去解决。
地球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文明问题，要让“文明”转换方向。这就需要转变人们的价值观以及经济发展方向，不能再无序生产，无序消费。这种观念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出席1992年巴西环发大会后，我更加认识到只提“可持续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加上“环境文明”，即从西方文明、工业文明，转变到未来的环境文明，对于21世纪尤为重要。应该在这种观念下去考虑政治、宪法、教育等问题。
发展环境文明需要提高公民力量，需要有一个让公众中少数有长远想法、愿意参与到环境问题讨论中来的人们有适当的平台。他们可以在这里独立、自由地思考全球环境问题。
政府官员考虑经济增长，限制了某些思维，而我个人思想发生一些变化，再用从前的思维去做官员很困难。所以，我决定离开政府，辞去官职，以独立、自由的言行去做环保。
于是，我辞去环境省地球环境部部长的官职，创办了“环境文明21”和环境文明研究所这样的环保民间组织。
我们的NPO没有政府资金，完全是民间的，这给公众参与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记者:“环境文明21”组织好像不是以做项目为主，你们主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加藤先生:我们主要着眼于帮助社会上更多人转变观念，召开了很多研讨会，做演讲，出会刊，写专著，向普通公众进行宣传。
当时，日本NPO出现不久，力量不够强大，不如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民间组织，人员、财政资金都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做下去，走过了18年。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环境的思想》，就是整理我的这些关于环境文明的思想，以及我们18年来的行动。
记者:参加你们组织的研讨会和听取演讲的主要对象是些什么人？
加藤先生:我们召开的研讨会一般只有几十人参加，不如看足球赛的人多(说到这里，加藤先生涩涩一笑)。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加，但可惜受众70％都是中老年人，这在日本很普遍，中老年人更关心环境问题，更愿意去做环境保护工作。年轻人都忙，社会上也有其他更吸引他们的东西，比如足球、演唱会等。
我们做的活动，关系到日本未来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年轻人应该更关注，这与他们的未来更有直接关联。可惜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关心环境问题。
记者:在日本做环保民间组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加藤先生:在日本从事环保民间活动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我们和其他NPO一样，资金来源主要有几个途径:
其一，会员会费。个人会费9600日元/年，集体会员10万日元/年。每年这笔会费大概有1000万日元。但日本物价水平很高，相比而言，这个数字就很小了(在日本有时候一餐就需要3000～4000日元。记者注)。
其二，辅助金。不是政府，而是一些财团如日立、三井基金会给予的。我们提出建议或项目，他们论证认为可行就提供相应资金。
其三，社会捐款。人数不少，金额不多。
其四，是我的演讲、出书获得的报酬，部分用于组织的开销、做活动。
其五，为企业办培训班。针对企业职员介绍日本政府的环境政策、世界其他国家的环境作为，以及为什么要保护环境、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我们为他们讲课，组织各种研讨会等。
这样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大约有5000万～6000万日元/年。几年前要稍多些，这几年日本经济衰退，资金也少了。
记者:日本政府对环保民间组织的态度如何？
加藤先生:日本政府对环保民间组织的态度分两种，对那些不直接批评他们行为的组织比较友好，这些环保NPO会被邀请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研讨会。而对像我们这些直言不讳批评政府某些行为的环保NPO，也不会制止我们的活动。
日本政府对环保民间组织的态度分两种，对那些不直接批评他们行为的组织比较友好，这些环保NPO会被邀请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研讨会。而对像我们这些直言不讳批评政府某些行为的环保NPO，也不会制止我们的活动。
日本政府决策时有“审议会制度”，会吸收一些民间人士、NPO代表参加。但往往这些人对政府的草案智慧提出“微调”，不会提根本性问题，比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等敏感问题，是不会提的。
我们追求独立、自由，不是喜欢一味批评政府，政府也有不少很好的决策。我们要保持独立、自由，就免不了有资金问题了。
我很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很敬重中国的环保民间人士，他们做民间环保活动很不容易。十几年间我去过中国七八次，去了很多地方，看到污染、荒漠化、气候变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政府不行，还要有更多的公众参与。我希望中国的公众更多关注环境问题，更多关注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活动。
共同利益共同行动
前不久，记者作为环保NGO研究学者，受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塾的邀请，赴日本参加关于环保NGO的研讨会，并有幸参加了日本环境记者与刚上任的日本环境省大臣松本龙的恳谈会。
按照日本惯例，新任环境省大臣都会不定期和环境记者举行各种形式的恳谈会。
大臣要了解媒体对他工作的意见和希望，记者们也可以近距离接近大臣，知晓大臣对一些环境问题的态度。这样的恳谈会一般由日本环境记者协会组织。
日本环境省大臣松本龙上任不到半年，这是他和环境记者的第一次恳谈会。陪同大臣参会的有环境省官房长，以及环境省负责宣传方面的一位女官员。
当天出席恳谈会的有日本读卖新闻、NHK电视台、日本农业新闻社、日刊工业新闻、博报堂等日本著名媒体记者，早稻田大学环境塾塾长、教授，还有一位乘新干线专门从静冈县赶来的记者，共23人参加。
恳谈会在东京一家不大的料理店举行，大家边吃边谈。记者们按照座位顺序挨个发言，每人两三分钟，可以介绍自己以及报道方向，也可以直接向大臣提出自己感兴趣的环境问题。
日本料理一道道端上来，松本龙大臣顾不上吃饭，认真听取在座者的发言，并不时在环境记者协会提供的出席人员名单上记录着他们的意见。
记者们的问题很多，有人问及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后，日本政府有哪些具体行动和成果；有人问墨西哥坎昆全球气候谈判大会闭幕后，日本政府对全球变暖这一敏感问题有哪些应对措施；有记者关注日本关于环境问题的产业政策，大臣本人如何更多地听取民众意见等。
每个人的发言都非常认真，看来为这次恳谈会都做了详尽的准备。
主持恳谈会的日本环境记者协会前任副会长说，我们给今天参会的唯——名中国记者一次对大臣的提问机会。
记者近两年来一直关注环保NGO的活动，自然对日本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记者问松本龙大臣，作为环境省大臣，您如何处理与日本环保NGO的关系。
松本龙很认真地说:“首先，我会很好地听取环保NGO的意见，当然产业界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意见也很重要。我期待和环保NGO、媒体记者以及社会各方更多地交流。”
松本龙强调说:“大臣和环保NGO以及记者、产业界等各方人士，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体的。我们都要考虑如何做对国家环境保护有利的事，做对防止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有利的事。包括环保NGO在内的‘打架’意见都要考虑，当然最后制定政策取决于我的决定！”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为大臣回答问题的坦诚和务实。
大臣告诉大家，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各界人士的努力，这其中也应该包括环保NGO的努力，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要共同行动。
与会者发言后，松本龙大臣索性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记者桌上，和他们热烈交谈起来。
记者们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环境问题采访松本龙。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大臣和记者们起身准备离席。日本人时间观念很强，到时开会，按时结束。
包括大臣在内的所有与会者纷纷掏出现金，为自己当天参加恳谈会吃饭“埋单”，每人3500日元。
而记者因是早稻田大学环境塾请的客人，记者和翻译的费用，由早稻田大学环境塾塾长原刚先生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