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3个多月，中国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全球基金终于宣布对华援助解冻，不过未来针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帮助资金将大幅削减。全球基金冻结资金的原因之一是，援助资金未能倾向于草根公益组织。
这引起人们对民间草根组织的关注，在基金会遭遇信任危机的当下，或许草根组织反而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但知名组织格桑花日前爆出“会员名单造假，财务混乱陷发展困境”的问题，让人们意识到，草根组织也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问题。业内人士指出，格桑花的问题并非特殊个案，而是有着一定的普遍性。
草根组织施乐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主动谈到了自身面临的问题，缺乏运营经费以及社团身份有名无实等问题困扰着组织的发展。
草根组织同样存在问题
早在去年年底，全球基金就停止了对中国艾滋病项目的资金援助。全球基金表示，除了供应挽救生命的药物等措施外，暂停对中国的其他项目的所有资助。
之所以暂停对华援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全球基金与中国有关方面的协议。按照协议，中方应该将援助资金中的20%分配给社区型的社会组织，但中国有关方面并没有按照完全协议执行。此外，在援助资金的管理上，中国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些资金支出的信息没有得到公开。
有媒体披露，非政府组织“全球基金观察”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拨款不足11%，一些基层社区组织被排除在享受捐助之外。
同期，随着一些“国字头”基金会不断爆发信任危机事件，一些人认为，公益资源有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草根组织。但随后，知名组织格桑花就爆出了一系列问题，改变了人们对草根组织的认识。
媒体通过调查指出，格桑花的问题主要是会员名单造假以及财务混乱等。“按照我国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格桑花的会员应该以其注册地青海省本地人为主，会费收入为其收入之一，活动范围在本省境内。但是格桑花当年由爱心"驴友"发起，这些爱心人士都不是青海人，遍布全国各地，无法成为会员，而成立协会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50名以上的本地会员，这怎么办？有志愿者透露，只好把过去的助学联系人，主要是青海省内一些学校的老师拉到名单里凑数。”
财务方面，格桑花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格桑花没有说明在年审报告中的非限定性支出为何能大于收入。在其报送青海省民管局的《201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书》中，非限定性收入为268.8万元，非限定性支出却达到717.2万元。
同样在网络平台募捐的施乐会也面临着发展难题：善款不截留一分钱，全部用于受助人，但施乐会自身的运营经费怎么筹集？此外，施乐会挂靠在浙江金华慈善总会下面，属于分会，虽然是社团身份，但却有名无实。
难题难解
业界人士指出，全球基金解冻、格桑花和施乐会爆出问题，反映了当前草根组织发展的核心难题。
在全球基金冻结对华援助期间，中国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全球基金项目的督察，同时，调整了草根组织的资金支付比例，援助资金将更多地倾向于草根组织。随后，全球基金的主要负责人表示，全球基金不会离开中国。
最终，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但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仍然不容乐观。
全球基金的负责人介绍，该基金历来在全球各国实施项目，十分重视草根组织的作用，也强调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到项目中。一方面可以保证项目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并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草根公益组织也提供了锻炼的机会，通过实施全球基金项目，这些组织的能力得到增长。
因此，这一项目被业界及全球基金称为“造血式项目”。
但此前，全球基金与中国的合作，大部分项目的开展只能依靠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合作进行，草根组织很难获得合作的机会。
格桑花的困境也颇具代表性。按照格桑花组织的职能，该组织所募集的善款用于青海省一些项目实施地的教育事业，但其所募集的善款来自于北京、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并且大部分是通过网络募集的。
此前，格桑花曾与支付宝等企业合作，开通了网上捐赠平台，公众可以快捷便利地捐款。
但格桑花在发展会员时就遭遇了前述困境，这一困境直接折射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局限性。
当有媒体质疑格桑花会员造假时，不少NGO也在网上发表声音，它们认为，这并非格桑花刻意为之，而是被逼无奈。
另一家利用网络实施公益的组织施乐会，其最大的难题是运营经费的筹集万分困难。因为它承诺绝不截留善款，因此，它的办公和运营经费完全来自别处――浙江金华当地一家企业的捐赠。虽然这家企业逐年增加这项捐赠，并承诺今后长期资助，但施乐会仍然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企业捐赠的运营经费数量还不足以支撑整个团队运行，而对比去年，施乐会的工作量增加了整整5倍，却只增加了3个工作人员。
施乐会曾在网上开设了一个筹募办公经费的小栏目，希望网友为其捐款，但效果并不明显，甚至还引起了个别网友的质疑。没有充足的运营经费，人员的流动性就增强，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团队。
双管齐下
“格桑花和施乐会所展现出来的一些不规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些组织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位不愿具名的NGO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联络的数家草根公益组织，均承认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它们希望获得更多资金和项目上的资源，从而得到锻炼，获得“造血”的能力。
“在大型基金会遭遇一系列导致信任危机的事件后，我们依然可以继续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谁来监督草根组织？”一位研究NGO领域的学者告诉记者，“政府和NGO的主管部门当然可以监督，但有一点，发生了危机的草根组织要么不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NGO，要么是格桑花这样在某地注册而业务遍及全国数个地区的组织，它们通过网络等手段设计并执行项目，地方政府如何监管？”
今年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截至2010年底，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由2005年底的31万个增加到44万个，其中基金会数量从975个增加到2200个，许多社会组织将慈善公益作为服务宗旨。
业界研究者透露，通过工商部门等渠道登记注册的、尚未有合法身份的NGO，其数量也非常庞大。这些组织在透明、公开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问题。在现有管理体制不变革的情况下，如何监督这些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成为考验主管部门和NGO自身的一道难题。
“双管齐下，政府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政策、创新管理体制，而NGO在负面新闻不断的刺激下应该警醒，努力通过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做到规范、公开、透明。”前述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