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公益时报》记者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了解到，在过去的2010年，广大政协委员更加关注民生工作，更加热心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他们走乡村，进社区，访企业，搞座谈，做公益……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声音直达决策上层。充分显示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水平，体现了政协委员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在2010年里，各级政协在社会公益、西南严重旱灾和部分省市洪涝灾害、青海玉树强烈地震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突发事件中，积极踊跃捐款，共捐款捐物20多亿元，这还不包括许多政协委员向各个公益组织捐赠的款物。
据悉，2010年，政协加强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信息收集分析和整理报送，编报社情民意信息92期，提出民生类提案1700余件，受理、办理委员和群众来信来访42000多件次，为协助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小琳：幸福就是心中有大爱
5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在小组讨论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温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我们感到很温暖”，政府不再一味地追求GDP，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是更多地关心社会问题，比如分配、收入水平、房价问题，比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租有所居，政府还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且制订了比较详尽的发展规划。
对于幸福的理解，李小琳告诉记者，经常听到一些女性领导者的抱怨：我成功了，为什么却无法得到幸福?说到这一点，我非常庆幸自己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个兄长般的先生和一个朋友般的女儿。如果问平衡各种角色的秘诀，那就是给予更多的宽容和分享!
今年两会，李小琳递交了四份提案，其中一份是“德法并举，加强我们国家的慈善社会公共管理”，“我觉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加快整体的国人的道德情操，同时我们国家也应该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
静修慈海承大爱，水生无形念素心;深德智泉不觉处，流云潺潺看古今。李小琳是一位心中有大爱的中国优秀女性，除了企业职务，她还是北京市扶助贫困儿童就医健康基金会副会长，李硕勋教育发展中心董事长，她曾被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授予“慈善事业特别贡献奖”。多年来，她先后资助了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134人，颁发助学金累计近百万元。2008年元月，李小琳捐出《静水深流》的稿酬共计55万元，其中37万元捐赠给“李硕勋教育基金”，18万元设立“李小琳助学基金”，用于扩大资助和奖励优秀的贫困学生。在她看来，爱，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爱是一种资源、一种力量，它可以帮助人创造奇迹。
陈志列：找回被拿走的幸福
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志列4日下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面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面中国人民的工作压力增大，幸福感降低，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我们的幸福被别人“合理”地拿走了，要想夺回它，就要在掌握游戏规则上下工夫。
陈志列认为，是知识产权改变了经济博弈的规则，发达国家持有的是双重标准。当它要进入你的市场时，它会高谈知识产权，让你撤掉一切保护措施，以保证它的企业长期获取高利润;可当你要进入它的市场，它又会以知识产权为借口，给你制造麻烦。这样的案例非常多，以中国企业在美国为例，动辄得咎，不是标准不对，就是知识产权有问题，实在不行，就指责你影响了就业、不公平竞争等等。总之，它在你这里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你在它那里享受的却是低国民待遇。
我们发展确实很快，但发展的质量有待提高。从1978年以来，中国开放度一直位列世界第一，我们给外企以超国民待遇，但事实上，在一般国家，外企只能得到低国民待遇，这才是国际惯例。我们当时太需要发展了，误以为国外都是先进的，其实他们也有不那么先进的东西，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进步，我们的自信心正在不断恢复，我们已经到了主动把握游戏规则的阶段。为什么我们缺乏幸福感?因为我们的幸福感被别人通过规则“合理”地拿走了，现在我们要拿回来。
中国有5000年的积累，我们的文化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我们完全能占据世界文化产业的最高端。要改变目前的落差，关键看企业，企业的天职是挣钱，而我们挣钱的技术还不够成熟。文化荒漠化是市场行为的客观结果，对此我们不能埋怨谁，关键是要政府、媒体共同扶持，帮助我们的企业提高在全球赚钱的能力。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我们学得快，在国外，即使不太了解中国的人也知道，中国人会做生意，只要我们努力，就能扭转局面。
穆麒茹：公益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
6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兆泰置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穆麒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其让我谈房价，不如让我谈教育。“政府有决心去解决房价问题是好的，出台政策也是对的，我也认可说出现问题时，各方都有责任，所以我觉得就应该一起坐下来商量解决，要不到最后老百姓一骂，我们企业也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呢。”说到此处，穆麒茹苦笑道，“说真的，现在感觉被弄得挺狼狈的，你说啊，就我自己的名片拿出来，我都跟人家说我们集团叫兆泰集团，特意不提置地两个字，要不一提‘地’字，就觉得抬不起头来了。”
比起房地产，穆委员更愿意谈公益和教育，我愿意参与更多的公益慈善，但是我也希望中国有更好的慈善制度和健康的公益环境。公益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上，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办教育，除了依靠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公益力量是个重要的并行手段。有关部门要出台相关政策，合理引导公益捐助和志愿服务，整体提升教育欠发达地区教学水平和教师生活水平、促进教育公平的事业。教育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和欠发达地区的青年教师结成一帮一互助对子，以函授、网络交流、面授等多种志愿服务的帮扶机制为根本模式，成立全国范围内的助教协会，帮助教育欠发达地区青年教师提升教学水平，作为国家教师培训机制的有力补充。成立以教育欠发达地区教师为主体资助对象的基金会，广泛吸纳社会公益资金，用以改善其生活条件和学校教学条件，同时为志愿助教服务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1974年穆麒茹从内蒙古插队回京，在北京市海淀区培红小学任教。9年时间里，她教过数学、语文、音乐，还当过大队辅导员。正是因为这段难忘的经历，让穆麒茹更牵挂莘莘学子，更清楚‘教育公平’的分量。
刘迎霞：慈善是一生的事业而不是一时兴起
全国政协委员、翔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迎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今年政协会上关注的话题是企业减税、改善民生、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提案，能够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藏惠于民。刘迎霞认为，企业最大的责任是做好自己的企业，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应该把健康发展放到第一位，但是一定要做一个有诚信、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企业家应该在做好企业的前提下，落实科学发展观，踊跃参加慈善活动，慈善应该是一生的事业，而不是一时兴起，企业家对待慈善，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生命一样。
李书福：幸福感来自三个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他在管理企业和与员工打交道的过程中悟出了幸福感的三个必要因素：一是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兴趣爱好，要尊重员工的兴趣;二是精神与信仰，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精神追求，不同的人都不一样的，尊重他们的信仰才能让他们踏心地跟着你干;三是基本的物质保障。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李书福还说，我们要重视劳动者。不重视劳动者，企业的产品、品牌、创新、竞争力、战斗力，都无从谈起，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把企业做好，依法公平透明管理企业，承担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尊重员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按照国家的主旋律，产业结构调整，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很多，吉利的社会捐赠也很多，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对社会有贡献。
许家印：房地产商身上要有道德的血液
本报讯 全国政协委员、恒大地产董事长许家印在今年两会中带来了《加大老城区城中村改造力度，降低房价稳定市场》的提案。
对于房地产商的社会责任，许家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房地产商是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他们身上有道德的血液，每个企业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应该有道德的血液，不仅仅是地产商，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行业都应当有社会责任，恒大集团一定会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到表率，为营造良好健康的慈善氛围尽一份力。
以下是提案全文：
加大老城区城中村改造力度，降低房价稳定市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数量及居民购买力显著增加，住房需求增长很快,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早的城市，大部分市民受地段成熟度和心理归属感影响选择在老城区置业。旺盛需求与老城区持续紧张供应的矛盾突出，成为推高老城区房价及城市整体房价的一大因素。
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引导合理消费、打击投机、抑制投资，但这些措施集中在需求层面，供需不平衡的根本矛盾未化解。我认为，应主动挖掘老城区的供应，加大老城区城中村改造力度。这既符合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大势，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改善城中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降低房价、稳定市场。
就当前老城区城中村改造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本人提出有关分析和建议。
一、老城区城中村改造的现状
目前，老城区城中村改造模式不尽相同，一般的总体做法是：企业先和村委会签署意向性的城中村改造合作开发协议;然后由村民投票表决是否同意改造，80%或以上村民同意后，由村委会和企业共同上报政府审批并申领规划要点;随后组织形式上的招拍挂，让前期参与的意向企业获得土地;最后，由村委会和企业主导拆迁补偿、安置和开发建设。
从本质上看，这种老城区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改造的进度。
二、存在的问题
1、村委会与企业合作启动老城区城中村改造，这样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项目运作存在先天不足，并很容易滋生部分村官的腐败。
2、村委会与企业的合作，令城中村项目改造的村民投票环节变得复杂，比如经常会出现拉票、跑票、强迫投票等各种现象，使村民被动投票，民主表决沦为“空投”。
3、村委会和企业一起办理各种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报批手续及申领规划要点，使该项工作复杂化，很容易产生如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各种报批手续繁琐复杂、缺乏统一的区域规划条件原则，导致审批非常缓慢;第二，同一区域不同意向企业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规划要点，例如容积率、限高和公建配套比例等重要指标差距很大;第三，上述这种方式很容易诱发腐败。
4、这种形式的城中村改造，缺乏公开、公平、公正，没有真正地走向市场化。
三、建议
为了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加大老城区商品房供应，降低房价、稳定市场，提出如下建议：
1、村民只对是否同意进行城中村改造进行投票，80%或以上村民投票同意进行改造的城中村，即由政府主导推向市场，实行公开拍卖。
2、为了加快改造进度，建议城市的政府规划部门分区域设定统一的区域规划条件原则，使同一区域不同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规划要点基本相同，例如容积率、限高、公建配套比例等重要指标。这样可以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大大加快各个改造项目规划要点的确定，同时避免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为公开拍卖节省大量时间。
3、村民投票同意城中村改造，规划部门很快确定规划要点，国土部门即可将项目推向市场，实行公开拍卖;同时建议将竞买保证金缴纳比例提高到起拍价的60%到80%，以确保城中村改造有充足的资金，并由政府主导专款专用，由村民自主选择货币补偿或回迁安置。
杨铿：“裸捐”取决于企业家自身发展程度
本报讯 政协委员、四川蓝光实业集团董事长杨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慈生我心，善行天下。我的理解，慈就是宽容、同情，善则是行善，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拉一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好多方面，比如做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解决就业，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参与社会公益等等，这些都是企业家应该要承担的责任。一个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家一定是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蓝光集团多年来不仅做好企业，还积极捐款解决教育、扶贫等社会问题，捐助地震、泥石流等突发灾难。杨铿对“裸捐”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企业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有的企业家快到退休了，希望把财富回馈给社会，但是有的企业家正在创业期或者发展期，他们如果也“裸捐”，那谁去创造社会财富呢?
刘永好：幸福就是给农民工足够的尊重
本报讯 政协委员、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作为我们国家最基本的群体，他们在所有从业人员的收入指标，收入水平最低。新希望集团就是从事农牧产业的，我们有6.6万员工，我们的员工与其他产业的员工比，收入总体上要低一些，但是，没有十几倍那么多。新希望集团作为农业龙头企业，要让农民得以幸福地生活，就必须给农民工足够的尊敬，给他们够用的工资，这样农民工才会感到幸福的。目前，农牧业收入还是相当低的，这主要与目前农业产业规模小有关系，只有规模化发展，组建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合作社建设，帮助农民获得贷款，组建技术服务公司，解决农民技术难题，让农民规模化发展，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才能让农民的收入得到根本改善。
郭广昌：民生根本问题是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告诉记者，他也带了几份建议，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希望增加居民收入。他认为，民生根本问题是就业，就业根本问题是让更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因为他们承担着就业的大多数。所以，应该通过降低税收、降低垄断企业的利润，能够让广大中小民营企业降低成本，从而促进他们有更大的能力扩大生产，提高就业，从而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
董文标：通胀预期比通胀可怕
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比通胀更可怕的是通胀预期，这可能一定程度上抵消国家为抑制通胀做出的种种努力。
据了解，一些有余钱的中国企业现在最想买的就是石油，有闲钱的中国人最想买的就是黄金。前阵子原油、黄金价格双双刷出新高，说明大家对通胀过于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通胀。
杨凯生：经适房不能作为保障房建设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表示，建设保障房重点应该放在廉租房、公租房和棚户区改造上，经济适用房不能作为保障房建设的重点，因为经适房的分配、管理和退出将会产生诸多问题，不利于建立合理的住房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