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年过六旬的徐永光，从事着一项在中国还非常年轻的事业公益事业。从担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第一任秘书长、参与创办“希望工程”，到任职我国知名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徐永光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4月7日，徐永光在四川省群团社会管理与公益项目专题培训班上，与省内各群团组织负责人共同探讨在灾后重建中成长起来的四川公益组织的未来。在他看来：“现代公益不是施与受，公益服务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推进社会创新，帮助解决问题！”
公益组织是推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
记者：社会创新与公益服务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徐永光：从全世界已有的经验来看，公益组织是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现代公益不再是传统布施式的，当前全世界成熟的公益组织都把推动社会创新作为重要方向和最高追求，希望获得更长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成熟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也具备推动社会创新的优势，成为推进社会创新的“发动机”。
记者：世界上有没有由公益组织推进社会创新的成功先例？
徐永光：非常多。比如小额贷款，最初便是由其创办人尤努斯博士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80万美元办成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它不仅让400万孟加拉穷人受益，并将这种模式成功复制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2个国家，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社会创新。又比如，当前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公益孵化器探索，这也是一种有益的社会创新，减少了不成熟的公益机构开展服务和政府社会管理的风险。
灾后重建为四川公益组织留下良好“遗产”
记者：现在四川公益服务推进社会创新的基础如何？
徐永光：四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民间力量的大量参与，为四川公益组织发展留下了良好“遗产”：其一，志愿者团队参与灾后重建，发展成为较为专业的社工服务机构；其二，灾后紧急救援的志愿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无论是玉树地震还是盈江地震，首批赶往灾难发生地参与救援的外省志愿者，都是四川的应急志愿者；其三，总体上四川公益服务组织的门类体系比较健全。
记者：您认为四川的公益组织发展，还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徐永光：我曾说过四川或许会成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大本营，但从现在来看，四川公益组织的发展尽管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整体来看，各种社会服务机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得到的资源也较少。但这并不仅是四川的问题，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探索，希望腾出一些公共服务的空间，用财政资金购买民间组织的社会服务，但是找不到合作对象，因为成熟的民间公益机构太少，这成为影响社会创新的重要因素。
公募基金会应成为民间公益事业孵化器
记者：四川公益组织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呢？能否将自我发展与推进社会创新结合起来？
徐永光：四川公益组织发展的关键是要增大数量，提升能力。我认为，群团组织特别是其属下的各种公募基金会，应该承担起培育民间公益事业孵化器的职责。比如，可以建立很多专项基金，将一些“草根”组织和优秀民间公益项目纳入其中，同时在孵化战略安排上，不要把这些“草根”组织都变成自己的，他们如果翅膀硬了，就让他们飞，这就是社会创新。四川还应该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这样能吸引更多社会服务专业人才加入到公益服务发展中。
记者：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如何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
徐永光：任何公益组织要长远生存发展，都必须解决好资源来源的问题。美国的非营利机构收入有三大块:捐款、政府购买和服务收入。三大块比重大约在2∶3∶5，这属于社会企业的模式，即非营利机构借鉴市场运行的方式，通过创新服务争取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购买，这些社会企业将解决社会问题作为第一目标，把赚钱作为实现目标的重要支撑。我认为这是公益服务机构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社会创新之一。
四川有的公益组织已经在做这种探索，比如，一些在民政或工商部门登记的养老机构；又如，在偏远农村地区协助村民开展公平贸易的机构，都属于这种社会企业探索。希望四川公益组织在这方面能积累更多的有益经验。
【人物名片】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法学硕士。22年前，他参与创办“希望工程”。2008年“品牌中国30年30人”颁奖盛典中成为公益品牌的唯一获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