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郭美美”的一篇微博，令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了恐怕是其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千夫所指之下，红会猛料也不断爆出。舆论一边倒的谴责和仇视红会，显然不是因为郭美美的一篇博文，而是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政府慈善”的诸多不满集中式爆发。
此前，有关慈善企业家对于政府慈善机构不信任的说法时有提出，许多民营企业家也纷纷选择自己成立慈善基金会而非简单地把钱捐给慈善机构。国内以曹德旺、牛根生、马云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无一例外。
而不久前，民政部负责人在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释放出了对民间慈善组织(NGO)转正的信号，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赵小平博士认为，“郭美美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源于多年来人们一直处于被体制压抑的状态，只要有缝隙，积累的负面情绪就必然如岩浆般喷发。在国内，一些国字号的半官方慈善机构有着特殊的地位，政府将捐赠的渠道主要引向它们，以至于社会公众捐款只能捐给这几家。所以，这些募捐组织的衣食父母不是社会公众，而是政府。它们的行为也就变成政府取向，而不是社会取向。
“从国际上一些社会公益发展成熟的国家来看，如果一个向社会募捐的公益组织，不是社会化取向，不是依照社会的需求、社会的意愿去做事，它必然会被公众手中的‘选票’‘投死’，而那些社会化取向的机构将越来越多地获取资源，迅速成长，这就是社会选择。”赵小平告诉《法人》记者，通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出现了一批颇具公信力的NGO组织，他们行事低调，但项目运作和财务管理都比许多官办机构出色。如果能将他们推向社会，为公众所认知，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慈善之心“伤不起”
近一段时期以来，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一直饱受质疑。汶川地震时，三亚红十字会负责人强行截留善款作为管理费，并对志愿者态度恶劣，招致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中国红十字会不得不就此事做出处理，并向外界承诺，汶川地震捐款免收管理费。
实际上，收取管理费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慈善机构维系长久发展所必须。但关键问题在于，与国际做法相比，国内的慈善机构在财务公开、信息公开等方面始终不能令人满意。
赵小平认为，公众对于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表现在两个层面：不信任钱不被挪用(资金安全)；不信任钱可以花在刀刃上(资金使用效率)。
“但民营企业家有自己参与公益的需求，其最深度的体现就是自己成立基金会，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方式去做事。”赵小平说，诸多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绝对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让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得以表达；另一方面，给了社会公众更多选择信任谁的机会。
赵小平说，政府慈善很难做到社会化取向，除了捐钱，社会公众很难实质性参与到公益活动的过程当中。人们可能“被捐款”，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钱流向何处，不知道自己的钱是否能到达受益人手中，也可能更不知道自己的钱是否花得有效率。这样的情形下，滋生质疑和不满是自然的。最近时不时曝出的公益领域的丑闻，更是加剧了民众对这个领域的不信任。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正是因为政府慈善做得不够好，公众才有所不满。官办慈善机构依靠政府的权力、资源优势及垄断地位，作风比较官僚化，缺乏活力和创新。
“比如募款，官办的机构往往伴随着行政命令，让各个单位捐款，所以他们的钱来得很容易，不需要公开透明度。”邓国胜教授说，公众之所以不满，并不是对其本身的官办性质不满，而是对于他们的行为不满。
不久前，由著名影星李连杰创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壹基金，在开始风生水起的运作之后，面临了“非法”的身份问题。虽然最后在深圳市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壹基金起死回生，但却让外界看到了草根NGO的尴尬。
相对于草根NGO，官办慈善机构往往掌握着丰富的体制内的资源，或者具有掌握这些资源的潜力。这些资源不仅仅局限于资金，还包括体制内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
“但这些机构得到体制内资源的同时，也为体制所禁锢，表现就是政府取向过于浓厚，缺乏活力，难以产生创新的意识、思路，更不用说行动。”赵小平博士表示，这些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如果具备社会创新的意识、思路和行动，那么更容易利用现有资源，撕开原来体制的口子。
而草根NGO则在灵活度与社会化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赵小平博士认为，NGO为社会提供创新的思路和模式，可在一些领域代替或分担政府的职责，为政府起到查漏补缺的补充功能。政府则可以做好监督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NGO植根于社会，具有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由于他们的存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理念便可以被实践和传播。
此外，NGO还为人们参与社会公益、实现自身价值提供平台，为社会公众提升民主能力和公民意识提供锻炼的机会。
“如果政府慈善机构和草根NGO这两类机构可以很好的合作，那么前景是美好的。”赵小平告诉《法人》记者。
NGO转正之辩
相关资料显示，国内至少有300万个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这一数据令人瞠目结舌。
在政策大门尚未完全开启之前，草根NGO们只能在夹缝中坎坷求生，有的挂靠在官办机构名下，接受其管理；有的则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从事公益服务的同时还需照章纳税；更多的则选择不注册法人，甘做“黑户”。
“目前多数NGO机构的确是没有获得民政登记注册的资格。”赵小平博士说，尽管和国外相比，我国NGO生存得很艰难，但当下，正是优秀NGO脱颖而出的好时期。
实际上，NGO转正的问题也一直是监管层关注和研究的政策内容之一，政府也一直在推动NGO转正事宜。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
在此之前，北京、上海等一些发达地区已经率先开始了针对草根NGO的政策开放。
北京一家草根NGO的负责人李明(化名)表示，现在民间组织合法化是在向前推动的，但身份问题的解决只是第一步，还有如何“输血”的问题。
“民间组织一般来说是不可以开展公众募款的，那么如何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就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李明告诉《法人》记者，理想的方式是通过立法的程序授权草根NGO公开募款，然后通过政府监管及政府授权的第三方审计等方式来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邓国胜教授则认为，除募款资格外，政府也应考虑向NGO组织购买服务，或者使具有公募资格的机构把公益产业链打通，从而把资金输送到这些草根NGO。
“草根NGO的发展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才。”邓国胜教授说，欧美很多国家的NGO机构相对是比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培养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基金会等机构。既然是职业，那么参与者也要体面的生活，也要养家糊口。而国内许多观点还停留在“既然是做公益怎么能领工资”的阶段。
“只有当一流的人才都愿意去草根NGO工作，这些组织才会有活力。”邓国胜教授说。
当然，比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力问题。在关注NGO转正的同时，政府如何去管理和引导？NGO自身如何提升能力，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也成为当务之急。
“公益领域鱼龙混杂，一些NGO本身也确实存在财务问题，还有项目运作能力问题、组织管理水平的问题等。”赵小平博士说，若要草根NGO获得长久、良性发展，政府一方面需在准入政策和运作空间上给予放宽，同时又要在财务和项目公益性上进行严格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