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深圳龙华镇富士施乐(Fuji-Xerox)工厂采访了李菲菲。李菲菲看电视时产生了去读时装学院，然后换工作的想法。她表示：“当我看到电视剧里的漂亮女孩时，我就想象有一天她们能穿着我制作和设计的衣服。”
在深圳这个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里，一到晚上，便能看见成群结队的年轻女性手挽着手走在街上，在精品店里购物。因此不难明白李菲菲为何想要离开富士施乐，尽管它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深圳管理最人性化的工厂之一。这将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上周四晚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公布了解决美国失业问题的计划，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中国已经拥有大量基础设施）。但是李菲菲象征着中国自身的就业危机。对农民工而言，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但他们的抱负提升的速度和挫折感加深的速度，都快过回报的增长。中国的问题不像美国那样紧迫，但同样棘手。要缓和1.45亿农民工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中国不仅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地方户口制度，还要放松中共对财政资源的控制。尽管“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创建更和谐的社会，但中国政府却回避了挑战。
上周我访问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中国成了自身成功的牺牲品。20年前，中国鼓励农民工到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相信他们在那里工作几年后就会带着攒下的钱回乡下老家盖房。
李菲菲这一代农民工不再需要帮助家里摆脱贫困。他们在干完活之后，不想老老实实地返回家乡，而是想留在城市开创新的生活。
问题在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无法在城市落足。他们受到当地户口制度的限制，无法在客居城市享受公共教育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因大量财富涌入沿海城市导致的房价上涨也把他们排挤在住房市场之外——广州的房价在两年里上涨了50%。
尽管去年富士康(Foxconn)龙华工厂发生自杀事件之后工资大幅上涨，但农民工们仍然依赖工厂提供的免费食宿。他们是没怎么经历过城市生活的乡下人，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见识过更糟糕境况的父母们相比，免费食宿对他们的刺激更大。
当地居民和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民工之间的隔阂加剧了紧张局面。今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多起与农民工有关的骚乱，包括6月份广东工业重镇增城爆发的千名工人群体骚乱，其中许多工人来自四川。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这种日益显现的不满。这是中国政府鼓励企业把生产环节迁至内地的原因之一，这样农民工不必再到千里之外的沿海城市打工，增长的益处也可以撒播到全国更多地区。但他们一直在回避两项关键的政策改革。
一个是户口制度改革。对农民工而言，这套神秘的管理规定让他们很难在目前希望居住的城市落户。例如，在广州，单单是为了获得申请落户的资格，农民工都必须按照各种指标积累分数，诸如拥有大学学历和参加献血等——一位农民工苦笑着告诉我，就好像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样。
包括重庆在内的一些城市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但中国政府对西方模式的自由迁移感到不安。尽管户口制度制造了社会摩擦，但中国政府还是不愿冒险，唯恐会有大量人口涌入沿海城市。这些沿海城市已经人满为患（深圳官方统计的人口是1050万人），而且生活成本极高。
第二项改革是打击腐败，手段包括遏制政府在一系列事务上的控制权，从用地审批和基础设施合同、到公司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时机等等等。因收受贿赂而被逮捕官员会受到严厉惩处——深圳前市长许宗衡今年5月被判处死缓。但消除贪腐诱惑是不可能的。
香港私人股本集团太盟亚洲资本(PAG Capital)首席执行官单伟建表示，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中国试图同时实行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单伟建表示：“在毛泽东时代，官员们的权力大得多，但没有套利的途径。现在这两种渠道并存，他们就可以套利了。”
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农民工们就有理由相信政府对他们不公，从而感到愤怒和焦躁。在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体中收入不如成功人士是一方面；知道一个腐败政府把利益分给特权者则是另一回事。
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在今年4月表示：“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致富的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然而，中国共产党未能说到做到。
中国不需要保证李菲菲等农民工能实现梦想——美国梦也从来没有政府的担保——但必须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将面临一个重大问题。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