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一部分财产于公益事业，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为富而仁”，“乐善好施”也是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但是这与现代基金会有所区别。
基金会成为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影响之重要，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美国在贫富如此悬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得以平稳发展而没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社会公益事业，而现代基金会又是其中最科学、最有效、影响最大的。它是在敛财和散财之间起着稳定社会作用的很重要的杠杆。在运作上，它与现代企业类似的机制，有一套法律制度来保障，而不单纯是个人发善心的行为。在用钱的理念上有长远规划，着重治本而不是单纯的济贫。
美国“基金会中心’以及美国有关税法对享受免税的公益性的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美国大大小小基金会多如牛毛，每年都有新的出现，目的也五花八门。截至 2000年的数字，总数已在 5万家以上。不过90%以上的资产和捐赠集中在不到l/4的较大的基金会，排名每年都略有变化，福特基金会曾独占鳌头，遥遥领先多年，近年有所变化，现在占第一位的是盖茨基金会。不过前十名多年来大体上在同样的几家中浮动名次。
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如此众多面庞大的基金会，原因很多，归根结蒂，一是物质基础，一是思想基础。
物质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私人财富急剧增长而且高度集中，出现了著名的工业巨子，称作“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巨头”等。这些人财源滚滚，其个人名下的财富如雪球般迅速膨胀，以至于花钱成了问题，不知怎么处理才好。这是美国20世纪特有的现象，其他任何国家没有那么多的亿万富翁。一个自尊自爱、过健康生活的人，只要不吸毒，不狂赌，个人花费总是有限的。老一代的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多崇尚简朴，也以此教育子女。后世风气有所变化，消费主义盛行，但即使购置多处豪宅，如盖茨用几千万(一说6千万)美元给自己盖一所别出心裁的高科技的住宅，比起他的几百亿资产来仍是九牛一毛。所以雄厚的剩余资产对于形成一种影响全社会的、有独特意义的事物是必要的物质基础。
思想基础
当然更重要的是思想基础。按理说，在私有制的社会中财富总是多多益善，无论东方、西方、古代都有的是富可敌国的家族，似乎不是问题。所以这里与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分不开。大体有以下几个因素。
宗教传统：他们相信：我之所以能成功致富，是上帝给了我智慧、本事和机遇，所以我对上帝要有一个交待，我应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并对社会有所贡献来报答上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早期大基金会的奠基人如塞奇夫人、卡耐基、老洛克菲勒等人以及他们的慈善事业顾问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西方慈善事业的渊源本来就是从教会开始，而后由政府立法予以固定下来。最早可追溯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规定每一个教区的有产者每年必须对教堂有一定数量的捐赠，然后再由教堂在一定的监督制度下分发给本教区的穷人。这也可以算作美国早期的慈善事业传统的渊源。不同的是，一是政府强制;一是自愿，而后受到政府政策鼓励。
志愿精神(voluntunsm)和社区(community)观念：美国在立国之前，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是对那些早期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天灾人祸都靠不着，只能靠自己互助互救。美国人从传统上对政府较少信任，同时也较少依赖心。这样形成一种观念，志愿服务于社团，包括公益捐赠，是一种公民义务，而不是恩赐。据说现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周有4小时用在义务服务上。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因为有许多退休老人或家庭妇女常有经常性的义务工作(是真的义务工作，没有任何变相报酬，有时还要贴钱)。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参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义务工作不计其数。这已是寻常事。这种精神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与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相辅相成。
重白手起家而轻世袭：东方社会的传统是有困难或老弱病残靠家族和亲友照顾，挣钱是为子孙后代积累家业。欧、美虽属同一文明，但欧洲先是有长期封建制度，阶级关系比较固定，社会舆论对贵族大户为社会公益做贡献的期望值较低，有所捐赠主要通过教会。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悬殊尖锐化，资产者和劳动阶级截然对立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从而产生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福利国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美国则从传统上‘“世袭”的成分较少，来“新大陆”创业的都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社会舆论认可并尊重这种发家致富，不问其出身不大追究其手段;另一方面，一旦成为富人，社会对他们就有一种压力，期待他们对社会做“好事”。他们自己也认为把过多的财富传给子孙适足以害之。上个世纪初的卡耐基和世纪末的比尔•盖茨都主张在有生之年捐赠完所有财产，而不是等到死后捐遗产。不过事实上捐遗产者还是占大多数。总之，传子孙的观念，美国比东方和传统的欧洲都要淡薄。
救人救己的社会责任感
20世纪初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贫富悬殊也急剧扩大。工人运动、媒体和思想界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政府的监督和法令汇成“进步主义”思潮，矛头都指向财界巨子及其家族。同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在上升，尤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所以大资本家们看到了社会危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要避免推翻整个制度的革命，就必须主动缓解社会矛盾。他们热爱这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成功的社会，决不愿意看到它垮台，可以说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以维护其基本制度同时加以改良为己任。所以改善底层人群的处境，缓解社会矛盾，既为国家排难解忧，又巩固自己的地位，形成多重社会责任感。大资本家兼大慈善家要以自己的财富左右社会发展的趋势，现代基金会应运而生。他们从事“科学地”花钱，其组织、操作都借鉴了现代大企业，二期资助“项目”大都着眼于长远效应，这是与传统慈善事业的分野。
根据这一思想，一些影响较大的大基金会不约而同率多在几个主要的领域起作用。
教育这是重中之重。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913年，新成立不久的卡耐基基金会用于教育的拨款是56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是500万。众所周知的著名芝加哥大学是老洛克菲勒捐赠的，卡耐基一梅隆理工大学最初主要由卡耐基和梅隆两家先后出资，这些还都是在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前。美国教师享有退休金开始于“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的捐助，早在全国设立退休金制度之前。“研究型大学”这一事物几乎全靠基金会扶植起来。某个大基金会的持续的兴趣和兴趣的转移可以影响一个学科或某～所大学的某一科系的兴衰——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在此列——并不是夸大其辞。还有各种研究所、“思想库，”更主要是靠基金会的捐赠。美国每隔一段时期就有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从小学到大学，从提高到普及，莫不有各大基金会的参与，有些成果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科研，特别是医学科学：一些突破性的的科研成果在关键时刻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资助，早期的成绩如：小儿麻痹、黄热病、青霉素、钩虫病、梅毒、脑炎等的防治手段;水稻品种改良、绿色革命，以及物理、化学的前沿学科，等等。爱因斯坦等一批顶尖科学家在其研究工作的关键阶段，无不得力于基金会的资助。当前的热门题目：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癌症、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的研究都是各大基金会的中心工作。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先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随之有许多后起之秀，如福特。盖茨基金会等。到目前为止，盖茨基金会已为艾滋病投人上百亿，喊出“要下一代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的口号。
社会改良，扶贫：这当然是一切公益事业的题中之义。各基金会有不同的理念和重点，但都不是简单的救济，而是着眼于“授人以渔”。与此有关的一是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问题;一是推动种族平等。在理论建树和实践两方面都起着及时而重要的作用。福特基金会在这方面出手特别大，20世纪下半叶它一直起带头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乔治•索罗斯。谁都知道他是以金融投机起家的，同时他也是有强烈改良理念的慈善家。70年代起成立“开放社会”系列基金，以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开放社会为目的，也包括改善美国民主。他痛批美国的“过度市场化”，认为是对民主腐蚀的主要因素，因此他的基金会致力于使本来不该属于市场的领域退出市场，主要是教育、法律、新闻、医疗等领域。
从国内发展到国际：有少数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带有世界性。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大基金会的工作也日益国际化，多数的工作重点都在第三世界国家。到20世纪后20年，明显的趋势是与联合国合作，资助其有关项目和活动。像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口委员会以及其他妇幼福利、环保组织、维和行动等，都是大基金会投人的重点，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到各国活动的经费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补助。
除关于以上各个领域的活动，拙著《散财之道》一书中都有详述，此处不赘。
政府与公众的监督
政府与基金会的关系，特别是税收制度的影响，是论者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公益捐赠既然享受免税待遇，就必须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一个世纪以来，公众从左到右对公益团体的批评一直不断，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逐步找到宽严适度的标准，完善立法和监督管理制度。现在已经有一整套详细的法律、法规。所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法律专家是不可少的。与企业不同，基金会的财务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基金会年鉴》每年都列出各大基金会的财产和给出的数字和主要项目。不但政府税收部门，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随时要求看它的详细收支报表。另外，20世纪后半叶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本身的行业组织也应运而生，一则是应付政府和社会的质询，维护自己的权益;二则是自律，防止本行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这都是使这部类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令捐赠者放心。现在，有钱不知如何处理，就捐给某个基金会，或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已成风气，不一定都出于崇高的慈善理想，因为一般认为，这是自己不必操心的余钱的最好的去处。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税收很敏感，享受了免税待遇就等于剥夺一部分政府原可以用于福利的资金，如果不对社会作出相应的贡献，很难逃过舆论指责。所以公益组织虽然也出现过“丑闻”，但相对于政界和商界来说，要少得多。这一点非常重要，诚信是公益事业赖以立足和繁荣的命脉。
“基金会精英”
基金会成立之初，当然体现捐赠者的意图，但是略具规模的基金会都有一套独立的管理制度，至少过一两代以后就脱离原家族的影响。许多例子说明，在各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的任职较长的会长或主要部门负责人。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产，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干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地位有些类似大企业的CEO，但是其任务是散财，不是敛财。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共同点是：比较超脱于政治，大体倾向改良派自由主义;关心弱势群体;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但是其成分多属上层精英的代表。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专业阶层，被称为“基金会精英”。
基金会本身是矛盾的体现：有人说它是“靠平等社会给予的特权而存在的贵族机构，是违反‘经济人’的本能而用于公益目的高度集中的私有财产”。那些大财团巨头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残酷无情，而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现象，体现一种双重人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国民性的缩影。总的说来，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政府的作用日益扩大，福利制度逐步形成，直接对教育、科研等投资的比例加大，大基金会那种在各种领域中左右乾坤的威力相对下降。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指导思想和行为模式已经从ZO世纪初基本确定下来，作为总体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固然也有管理不当判断失误以及各种浪费之处，但是比政府官僚机构的弊病还是少些，灵活性、针对性要大得多，因而花钱的效益也要高得多，所以其实际影响远远超过付出的金额。很难想像，假设这些基金会突然消失，美国的教育以及种种文化生活会是什么样，美国的对外文化关系会受到怎样的打击。
如何对待这尊“他山之石”
在我开始这项研究时，只是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并澄清一些误区，没有想过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因为两国国情太不相同。但是近年来，财富大量向私人手中的集中的现象在我国也急剧发展，姑不论其集中的途径是否都正当，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公民社会”、“志愿者”、“NGO”等观念也已开始受到关注，而且真正的而不是官办的“非政府组织”也已开始出现，尽管步履维艰。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势必不可能由政府全包。那么“散财有道”的问题必然要提到全社会的日程上来。美国基金会的经验可能会日益受到注意。希望关心这一事物的读者通过本书了解到，美国基金会的生根开花，有它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代表某种文化特色，并且有完备的法律和监督制度保证其不异化、堕落。同其他领域的外来经验一样，只有深人其源头，或许能得到有意义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