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环境保护组织，发起过拯救老虎、拯救热带雨林的全球性活动。但深入调查发现，WWF的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并非环境或野生动物，却是公司和企业。
2008年，W W F在巴黎的一次宣传活动。W W F以熊猫为标志，年收入5亿欧元，是世界最大环保组织。
一头被麻醉的黑犀牛被从南非的一个偷猎地区转移走。这是W W F组织的一次行动。但该组织因为许可一些富翁在国家公园狩猎而受到指责。
热衷猎捕大型野生动物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是WW F西班牙分部的荣誉主席。
苏门答腊岛上的大片森林被砍伐，变成棕榈种植园。W W F被指责允许合作企业砍伐热带雨林。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环境保护组织，发起过拯救老虎、拯救热带雨林的全球性活动。但深入调查发现，WWF的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并非环境或野生动物，却是公司和企业。
想要保护热带雨林？只需要捐献5欧元。要拯救大猩猩？可以从捐献3欧元开始。哪怕只花50欧分，也可以为保护自然贡献一份力量——只要你把钱捐给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美国和加拿大依然使用其原来的名称——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去年，WWF和德国零售集团Rewe合作，售出了近200万份纪念相册。在6周时间内，该计划共筹集了110万美元，Rewe将这笔钱全部转交给WWF.WWF承诺将把它用来保护自然，比如森林、大猩猩、水和气候，当然还包括该环保组织的标志性动物——大熊猫。
各国政府也向WWF捐了不少钱。多年来，WWF累计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获得了1200万美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政府各部门对这个自然保护机构无比慷慨，在上世纪90年代，WWF甚至一度决定限制政府捐数量。该组织不希望仅仅被视为政府环境保护机构的延伸。
但WWF能否真的保护自然免于人类的破坏？它的那些漂亮的海报是否只是给人营造一种虚幻的假象？在WWF成立50周年之际，该组织的独立性、它与商界合作的运作模式遭遇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大。
W WF的总部位于瑞士格兰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环保组织。它活跃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富翁权贵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处可以看到它的熊猫标志，比如达能酸奶包装上，摩纳哥夏琳王妃的T恤上。公司为获得使用WWF标志的特权要支付7位数的费用。仅在德国，WWF就拥有43万会员，数百万人向该组织捐款。问题在于，这些钱到底是如何花的，是否真的用在了自然保护上。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明镜》周刊记者奔赴南美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在巴西，一位农业公司执行官谈到符合WWF可持续发展标准的首批大豆去年运抵荷兰鹿特丹时曾经得到热烈宣传。但他又承认，他并不确定这批货到底产自哪里。在苏门答腊，土著部落成员描绘了WWF的合作伙伴勾结警察破坏他们的房屋，因为他们挡住了棕榈油生产的肆无忌惮地扩张。
很多德国非政府组织，比如Rettet den Regenwald（拯救雨林）和Robin Wood（罗宾森林）已经不再将WWF视为纯粹的动物保护者，而是企业的帮凶。在它们看来，WWF授予了企业破坏自然的执照，以换取大量的捐款和可怜巴巴的让步。
年收入5亿欧元的WWF当然也做出了一些成就。WWF荷兰分部是绿色和平组织旗舰“彩虹战士”的资助者。为了组织多瑙河和卢瓦河上的水坝项目，环保卫士占领了多个建筑工地，有时候一占就是好几年。在上世纪80年代，WWF瑞士分部激烈地反对核能的使用，其负责人被联邦警察称为“国家敌人”。
对于一些人WWF可能是个大麻烦，但对另一些人它也能够屈意奉承讨好。该组织的管理者们对批评极其敏感，听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去年，德国WDR电视网拍摄了一部名为《与熊猫的协议》的纪录片，对于WWF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德国作家威尔弗雷德·胡伊斯曼甚至认为，该组织应该对雨林遭受的威胁增加担负部分责任——这一指控遭到WWF的坚决否认。
为WWF工作了20年的生物学家玛蒂娜·弗勒肯斯泰因说，这部影片“调查有误”、“故意歪曲”。她在柏林担任WWF的农业政策负责人。WWF与业界的会议几乎都有她的参与，有人称她是“妥协女王”。在影片公映后，WWF收到大量的抗议邮件，超过3000人决定取消他们的会员身份。这个环保组织还从未遭遇如此巨大的损失。
W WF的标志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由于出生率过低，这种可爱的动物濒临灭绝。但相比熊猫，大猿或大型猫科动物更能够调动人们的情绪，获取更多的捐款。2010年，受到中国农历年的启发，WWF宣布该年为“老虎之年”。WWF很早就开始了保护老虎的行动。上世纪70年代初，在大笔捐款的帮助下，WWF说服当时的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划定了老虎保护区。据印度估计，当时在印度生活着超过4000只老虎。今天，已经减少到1700只。然而，WWF依然将印度老虎保护计划视为成功范例。一位发言人说，没有该组织的努力，印度的老虎可能已经灭绝了。
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取得这样的“成功”，很多人被迫搬迁。村民们“被重新安置，但并非受到强迫”，1993年至2005年担任WWF总干事的瑞士人克劳德·马丁说，“我们一直坚信，这件事情的处理很合理。”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据马克·杜伊在《环保难民》一书中记载，为了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约30万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重新安置计划是WWF的“要塞保护”政策的结果。该政策认为在保护区内不能有人类生活的空间。WWF宣称反对强迫性的重新安置，但WWF董事会成员，德国动物学家伯纳德·格日梅克则一直主张建立无人居住的国家公园。WWF创建于1961年，正是在格日梅克的纪录片《格日梅克》（Serengeti darf nicht sterben）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同样信奉自然保护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WWF瑞士创始人开始与这位德国动物学家携手合作。他们的杰作之一就是将游牧的马赛人部落赶出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专家们估计，自殖民地时代以来，仅仅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就创造了1400万“环保难民”。按照这一模式，少数的土著居民，如果足够幸运可以留下来担任公园看守，帮助阻止他们的亲人朋友进入保护区。
德索尼洛国家公园就是受WWF保护的这样一个典型公园。玛蒂娜·弗勒肯斯泰因形容它是“保护老虎和大象的成功范例”。该地区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由北干巴鲁市的WWF办公室管理。北干巴鲁WWF办公室的一张老虎海报上的德文标语呼吁——“拯救它的栖息地”。这个办公室是由德国WWF资助的。德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桑德拉·麦士伯格主持了为500只苏门答腊虎筹集资金的活动。这些老虎据说大部分居住在德索尼洛。
苏纳托是一位长期在德索尼洛研究老虎的生物学家。但他从未在保护区看到过一头老虎。“由于人类经济活动，这里的老虎密度非常的低，”苏纳托指出在保护区依然还有一些伐木活动。
为了方便科学家跟踪老虎，WWF向他们提供了高科技的监测设备，包括GPS装置、老虎粪便的DAN分析工具和20个摄像头。在上一次为期7周的拍摄中，摄像头只拍摄到5只老虎。
WWF认为它在苏门答腊的工作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认为德索尼洛的热带雨林因此得到拯救。但事实上，虽然保护区的范围变大，其内部的森林却在缩小。曾与WWF有合作关系的亚太资源国际公司砍伐了大片的原始森林。
苏纳托和他的同事拉斯万图经常带领富有的生态旅游者乘坐大象游览德索尼洛公园。然而这片区域对于当地人却是禁地，由德国WWF资助的反狩猎分队确保当地人无法入内。“WWF把持这里的大权，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公园门口开了一家小店的当地村民巴里说，没有人知道公园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原来在里面有一些橡胶林，现在却不被准许进入。”
当地环保主义者菲力称这种形式的自然保护为“种族主义兼新殖民主义”。他说，在当地，人们一直和森林共生。根本没有无人居住的森林。数千名农民被赶出德索尼洛，然而WWF的环保专家们到来后，野生动物的数量反而下降了。“德索尼洛并非一个单独的例子。”今天，跨国公司和环保组织建立了亲密合作关系。菲力说，“WWF正在帮助将我们的世界变成农场、单一作物种植园和国家公园。”
根据悬挂在老虎保护专家苏纳托办公室墙壁上的一张地图，在苏门答腊岛——世界第6大岛——每小时被砍伐的树木就可以覆盖88个足球场。为了给棕榈种植园挪出地方，大片的森林迅速消失。
棕榈油给印度尼西亚带来巨大的财富。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棕榈油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8%.这种多用途的油脂被用于制作生物柴油、食品、香波、护肤乳液等。单一作物农场大量使用杀虫剂，导致河流和地下水污染。这种“砍伐+焚烧”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印尼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生产国之一。
很多公司，一边标榜可持续性，一边砍伐森林。一名曾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多年的WWF员工说，花3万美元进行贿赂，或是捐一些钱就可以换来WWF的让步。他说，“WWF承诺的经过RSPO认证的可持续性棕榈油根本不存在。”RSPO是“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的简称。RSPO认证让公司可以一边加大产量，一边安抚消费者的良知。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德国日化企业汉高在它的Terra系列家用清洁产品广告中宣称“和WWF一起支持棕榈油和棕榈仁的可持续生产。”公司称，他们“为保护热带雨林也做出了一份贡献。”但如果棕榈油的生产首先需要砍伐森林，到底是如何让它得到保护的？
WWF宣称，部分被砍伐区域已经“退化”，沦为次级森林和荒地。它坚持说单一作物种植园和自然保护并不对立。WWF将这称之为“市场转型”。简单地说，他们认为通过合作能比对抗取得更好的结果。
WWF于2004年和联合利华等跨国公司一起发起RSPO计划。联合利华每年要处理130万吨棕榈油，是世界最大的棕榈油加工企业。WWF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是丰益集团（Wilmar）——世界主要棕榈油生产公司。丰益已经完成了“转型”，WWF的弗勒肯斯泰因说，公司制定了明确的获得认证的时间表。
B athin Sembilan部落的土著居民并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迹象。他们住在丰益的Asiatic Persada种植园里。这个种植园位于占碑市的南端，占地4万公顷，相当于柏林面积的一半。在种植园的入口处，有人在墙壁上涂写上了“吸血鬼”字样。村子的长老罗尼和几十位村民站在棕榈林中。他们大多光着脚。有一个人还带着捕猎野猪的长矛。在他身后的地上散落着一些碎木板，这里曾经是村子的所在地。
去年8月10日，臭名昭著的警察机动大队摧毁了他们的房屋。在该事件发生前，一位村民曾试图销售丰益称属于公司的棕榈果。“他们逮捕了18人，一些人还遭到毒打，”罗尼说，“丰益的经理和警察狼狈为奸。然后，他们开始开枪，我们带着女人和孩子逃进了森林。”村民认为森林是属于他们的。罗尼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居住在这里。”
上世纪70年代，伐木工人开始涌入，但是森林足够大，罗尼和他的部落还可以迁徙到其他地方。但现在，他和他的部落已经完全被棕榈树包围。先于丰益到来的公司非法种植了2万公顷的棕榈，约占种植园的一半。但这似乎丝毫没有让丰益觉得困扰。罗尼甚至通过法律途径证实了他们的权力，但依然于事无补。
在村子被毁后，“拯救雨林”、“罗宾森林”等组织宣称，联合利华（丰益的顾客之一）的拉马人造黄油被土著人的鲜血污染。去年12月，部分人甚至在德国联合利华总部门口扎营抗议。当然这件事让联合利华非常头疼。这家荷兰-英国合资公司在企业可持续性排名上名列前茅，并号称帮助全球超过10亿人改善了健康和生活质量。
丰益无法否认土著部落的房屋被毁，警察开了枪。但在一封致消费者和朋友（包括WWF和恒生银行）公开信中，公司高管们把这件严重事件轻描淡写地说成无足挂齿的小事。在他们口中，一家富有社会责任心的公司成了少数流氓抹黑的目标。在一封内部电子邮件中，联合利华至少承认发生过“不当行为”，并建议进行“调解”。但这一事件丝毫没有影响联合利华与丰益的合作关系。不久之后，丰益搭建起临时住房，同意对村民进行赔偿。
部分土著村民在房屋被毁后逃到了PT Reki——当地最后一块保存相对完好的森林。但他们也不被许可待在那里。因为那片区域是德国KfW发展银行和德国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资助的重造森林计划所在地。
位于瑞士格兰德的WWF总部看上去威严庄重。墙上的银色匾牌纪念的是该组织最大的恩人：“1001俱乐部”。1001俱乐部是创建于1971年的一个精英组织，由不知名的WWF捐款人组成。直到今天，WWF依然不愿透露其捐款人的姓名。或许因为有些俱乐部成员的名字无助于维护它的形象——比如军火商人阿德南·卡舒舍、前扎伊尔独裁者蒙博托。
曾担任WWF总裁的荷兰伯恩哈特王子成功说服壳牌石油公司成为他的第一位大赞助商。1967年，一艘油轮在法国附近海域发生事故，导致数千只海鸟死亡，然而WWF却禁止一切批评言论。WWF雇员在一次董事会上解释说，这样做将破坏未来获得某些行业的捐款。
上世纪80年代末，偷猎者出现在非洲一些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国家公园。WWF决定发起反击。该组织出动武装直升机用于在津巴布韦国家公园围捕偷猎者，导致数十人死亡。在一次秘密行动中，伯恩哈特王子和WWF非洲负责人约翰·汉克斯招募雇佣军破坏非法的犀牛角贸易，但行动小组却混进了南非军队的人，而南非军方被认为是当时最大的犀牛角贸易者。
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之前，WWF发言人菲尔·狄基说，WWF早已改变，不再接受石油公司、核电站、烟草公司或军火企业的捐款。然而，跨国大公司永远不会受到排挤，这些工业——比如英国石油公司——的代表依然担任WWF董事会成员。
约翰·汉克斯依然担任WWF董事会成员，负责管理非洲的跨国自然公园。这些项目虽然被称为“和平公园”却频频引起争端。德国政府向WWF捐了20万欧元，用于南非境内的所谓“和平对话”。德国KfW发展银行甚至准备拨款2000万欧元，用于在卡扎国家公园修建新的野生动物走廊。“WWF每拿出1欧元，政府会补贴至少5欧元，”玛蒂娜·弗勒肯斯泰因估计说。可见该组织的政治影响力。
在巨大的跨国国家公园中，打猎是许可的。不久之前，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博茨瓦纳捕猎大象时伤了髋骨，这件事在西班牙国内引起不小的风波。胡安·卡洛斯是西班牙WWF的名誉主席，而他却带头猎捕大象，难怪很多人感到愤慨。仅在纳米比亚，WWF就批准了38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狩猎活动。
在这些地方，富有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继续猎捕珍稀动物，站在动物的尸骨旁边拍照留念，仿佛殖民时期从未终结。他们被允许射杀大象、水牛、猎豹、狮子、长颈鹿和斑马，他们甚至延续古老传统，将死去动物的鲜血涂抹在自己脸上。一名WWF发言人为这一行为辩护说，猎杀动物的数量是有限制的，这种“有节制的捕猎活动”有利于动物保护。
曾随美国和平队在非洲工作的哈佛毕业生安德鲁·墨菲在WWF的“市场改革”队工作。他代表了新一代的环保主义者。他认为他的小组是“改革代理人”，他们将颠覆整个市场。像这类的口号他信手拈来。他说，他希望让大宗商品——比如大豆、牛奶、棕榈油、木材、肉制品——的生产和贸易企业遵循持续化发展模式。那么，他们成功了吗？是的，他说，现在这些公司将监督产品的来源，为此建立了“毫无漏洞”的监督系统。墨菲口中的监督系统是指“负责任大豆协会圆桌会议”（Round Table on Responsible Soy Association，简称RTRS）。
2004年，WWF开始邀请相关行业公司参加RTRS，受邀者包括嘉吉、孟山都之类的跨国企业，它们分别向WWF捐献了10万美元，在会议上掌握了不小的发言权。一位与会者说，“不久之后，一切都清楚了，这些会议根本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些转基因大豆生产经销商们漂绿（公司、政府或是组织以某些行为或行动宣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有欧洲人希望谈论除草剂草甘膦的危害，结果很快被噤声。“美国农业公司的王牌论点是，他们在技术上是中立的。”
WWF德国分部的正式立场是反对基因改造，但每次圆桌会议却总不忘记邀请那些支持转基因作物的代表。德国人甚至花钱给阿根廷WWF的代表购买机票。众所周知，WWF阿根廷分部的负责人与前军事政府及农业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参加圆桌会议的人似乎全都忘记了，在很早之前，WWF已经联合瑞士零售商推出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大豆标准。
破坏自己制定的标准似乎已经成为WWF的特色。事实上，正是这种灵活性，让这家组织获得了数百万的企业捐款。以大豆为例，参加圆桌会议的代表们反复讨论，妥协、让步，最终，在去年6月，第一批8.5万吨RTRS大豆抵达荷兰鹿特丹。“这是一次巨大成功，”生物学家弗勒肯斯泰因说，WWF仔细检查了这批大豆，“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这些产品没有经过基因改良。”这些大豆来自巴西马吉家族所有的两家大型农场。
马吉家族集团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商，拥有的农场覆盖率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大部分地区。上世纪80年代，马吉家族从巴西南部迁到那里，带去了大量的工人。他们清除了大片的萨瓦纳雨林，用于种植大豆。布莱罗·马吉后来成为马托格罗索州州长。2005年，绿色和平组织授予他“金链锯”奖，表彰他砍伐雨林的功劳。巴西其他任何地区原始森林砍伐现象都没有马吉的“大豆共和国”严重。几年前，这些建造在被砍伐森林之上的大豆农场获得认证，成为RTRS模范农场。抵达鹿特丹的8.5万吨获得认证的大豆据称全部来自两家RTRS模范农场。
唯一的问题是，在马吉的农场上并没有什么非转基因的东西。
一个10米高的容量达数千升的白色大罐子耸立在Fazenda Tucunare农场的仓库旁边。罐子上标注着“Glifosato”，除草剂草甘膦的葡萄牙语。工人的宿舍就在几百米外。在一道围墙背后，几条沟渠里装满了散发臭味的绿色的水。沟渠旁边有一个仓库，外面贴着一个带骷髅头的警告牌，上面写着：“注意。剧毒！”甘草膦是转基因大豆常用的一种除草剂。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这种化学制剂导致动物生殖系统问题，RTRS依然批准它的使用。杀虫剂的使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马吉集团可持续性经理若昂·岛田说，RTRS的唯一要求是“合理”使用。
在8.5万吨大豆抵达鹿特丹后，联合利华等公司开始吹嘘使用可持续大豆。但事实上，只有不足8000吨来自两家RTRS模范农场。其他的大豆到底来自哪里根本无法得知。岛田说，“我也不知道其他7.7万吨是哪里来的。我们提供这些大豆只是为了满足欧洲的需求。”
所谓可持续商品数量像魔术般增长。这是WWF年轻专家安德鲁·墨菲所吹嘘的“毫无漏洞”的监督系统带来的结果。约30万吨这类所谓的可持续性产品已经进入市场。
在格兰德，落日的余辉洒在日内瓦湖上。墨菲很忙碌。他正准备飞抵中国，去那里拯救自然。
原文：Jens Glüsing、Nils Klawitter
原载：Spieg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