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如何才能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组织的发展对社会领域的改革有何影响？本报记者专访了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
汤敏指出，社会组织的成长关键就在于政府放权，取消过多的限制。同时，他认为广东要发展社会组织，可发挥“拿来主义”,向香港学习。
当前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远远低于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关键就在于政府放权，取消过多的限制。
没有竞争的行业协会很容易变成“二政府”组织，在资金、市场等环节上的公平竞争，社会组织才会得到良性发展。
汤敏：
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记者：广东在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为何要特别强调构建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
汤敏：一方面，任何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之外，还需要组织机构的支持，这就是社会组织，在国外叫NGO.还有人把社会组织称为“民办事业单位”,以区别于财政支持的公办事业单位。但不管叫什么，要进行社会的创新，要进行民生工程建设，社会组织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以前是“大政府”,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发现有些事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于是便逐步放权。放权经济领域，就产生了民营经济；放权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组织。因而，社会组织的发展其实是社会改革的必然。
记者：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如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汤敏：很长时间里，我们的社会组织发展比较弱，主要原因即在于“大政府”.而且由于担心社会组织的壮大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对社会组织限制过多，这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最大问题所在。
但政府的放权也使得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其里程碑就是汶川地震。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社会工作，使得政府意识到社会组织可以做很多自己做不了的事，公众也发现有些事无须等政府来做，完全可以自己先动手。因而，从官方默认到民间需求，都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汶川地震也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元年”.但由于之前社会组织社会化程度低，总体而言，社会组织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其实当前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远远低于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关键就在于政府放权，取消过多的限制。
汤敏：政府可以在一些社会福利上，率先将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比如养老服务、相当一部分教育、环保、社区发展、公共卫生等。一般而言，“大政府”外包的服务较少，“小政府”外包的服务更多，如香港，凡是市场、社会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和社会，政府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服务的管理者，由服务的生产者转变为服务的购买者。
记者：社会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政府购买其服务是否意味着社会组织可以商业化运作？
汤敏：非营利性和商业化运作并不矛盾，社会组织可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但必须明白社会组织商业化运作的收益不是为了给股东分红，而是为了扩大公益事业。
记者：说到竞争，广东还规定，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请问这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何意义？
汤敏：没有竞争的行业协会很容易变成“二政府”,允许“一业多会”对打破社会组织自身垄断、防止行业协会变成政府组织意义极大。放开登记，会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加入进来，形成第一次竞争；允许“一业多会”,又将在行业协会内部形成竞争，这是第二次竞争，像香港商会、香港马会，在行业内有多个协会参与竞争。正是在资金、市场等环节上的公平竞争，社会组织才会得到良性发展。
记者：您对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广东省党代会上提出了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理解这一创新？
汤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广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而且广东一向领思想解放风气之先，这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有利条件。眼下，广东要发展社会组织，可发挥“拿来主义”,向香港学习，把香港的成功经验经过改良，以为己用：该放的权要逐步下放；通过政府服务外包的方式，将大量政府服务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承担；健全法律规范，监督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
当务之急则是让行业协会发展起来。现在一谈到社会组织，大多会想到公益慈善，忽视行业协会。而且现在很多行业协会都是垄断的“准政府组织”,有违社会组织本义。广东已经打破了行业协会“一业一会”的垄断，就应该趁此契机，把行业协会做大做强，为其他地方乃至全国探索广东经验。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支柱型、带动型的社会组织，正如龙头企业一样，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但自己做公益，更重要的作用是带动一大批社会组织共同发展。
采访手记
唯有“小政府”方有“大社会”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主性，如果说政府向市场放权，反映的是经济自主性，那么政府向社会放权，反映的则是社会自主性。以什么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自主性？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即是一重要标杆。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发育得越成熟，这个社会的自主性也就越高。
以前是“大政府”,政府管制过多，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连生存的空间都很难获得。现在随着民间社会的成长和社会力量的发育，广东、北京等地逐步取消了登记挂靠的限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利好。只有“小政府”,才能换来“大社会”.但放权社会之后政府如何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显然更重要。政府放权不意味着“甩包袱”,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不能“泛市场化”,政府还需在人、财、物上为社会组织创造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此外，还需在制度规定上为社会组织的竞争创造条件。
从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勾勒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即是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原来政府管控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为社会制订规则、指导业务、监管评判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单向管理也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