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专栏作家、曾参与万科“5·12”赈灾并发起“爱心三人行”活动的徐志戎（网名“肉唐僧”），在微博先后向“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发出两封公开信，对“免费午餐”的运作提出“项目运营成本应单独募捐”“公开票选设立拨款委员会”“明晰组织边界与功能”等建议，并警示“免费午餐项目承担不起名誉上的失败”。
这引发了“免费午餐”运营团队若干成员的回应，以及各界关注公益人士的争论。截止到12月21日，徐志戎写给“免费午餐”的第一封公开信，在微博上转发数已近7000条。
在2011“民间公益元年”即将画上句号之际，关于国内草根NGO接下去应该如何完善制度设计，实现运作的高效、规范和专业化，已然被提上议程。
公开透明乃成功之本
因2011年“郭美美事件”等丑闻频发，中国官方慈善NGO的信誉受到严重质疑，不少慈善机构的认捐数目急剧下滑。在这样的逆境之下，不少民间力量涌现并壮大，免费午餐基金正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支。
从4月2日启动到12月18日，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免费午餐基金募款总额已近2500万，总共资助了158所学校，让两万多个贫困学童吃上了免费的午餐，并直接促使中央在10月份做出每年安排160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决策。
“&LSquo;免费午餐’能够成功，最核心的就是公开、透明。每个学校吃什么，每次出差发票多少，都要公开。”发起人邓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免费午餐”法律顾问、管委会副秘书长胡益华律师介绍，所有的募款，通过账号直接进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福基会”）专门设立的免费午餐基金。学校可以根据“免费午餐”公开的资助条件申请资助，由免费午餐基金的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进行初审、公示等。管委会审批通过后，福基会专门负责免费午餐基金的财务，按照基金会本身的财务制度以及学校报的预算，把钱拨付到学校账号里，按学生人数、天数两个月一拨。学校给“免费午餐”开具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式的发票和收据。
“学校、管委会、基金财务，是三角形的三条线，不可能重合，也不可能像人们担心的那样，钱是左手进、右手出。银行、支付宝、二维码、51give这些募款渠道，后台都是免费午餐基金对应的独立账号。管委会的人，没有一个能碰到钱。”胡益华说。
“‘免费午餐’有一个专门的信息化团队在做查询系统，由一百多个编程专家、电脑专家志愿者组成。这个查询平台是希望能自动跟其他数据库进行对接的。51give很信任地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端口，数据会自动导入到查询平台，所以现在只看到51give的数据。而支付宝、银行要考虑数据安全，不会这么简单就会有一个端口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协调、沟通。我们也考虑过手动上传，但担心像红十字会那样出现错误数据。”
在对受助学校善款使用的监管上，“免费午餐”主张学校开微博，将每天的菜单、花销等数据连带照片、视频公布到网上，接受捐赠人和网友的监督。记者发现，在“免费午餐”官方微博主页上，目前公布有约20个受助学校的微博链接。
问题在于有的学校没有这种条件，老师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手机。不过邓飞透露，现在已有手机厂商主动为学校捐赠手机，正在商谈中。
除了网络，为了实现多方位的监督，“免费午餐”团队对受助学校进行随时探访、抽查，并要求每个学期结束学校要给报表。胡益华解释：“为什么我们要高调举行开餐仪式，就是为了告诉来到现场的学生家长、村民代表，午餐是免费的，以免信息不流通的时候，学校再跟家长要钱，不是要他们感谢我们。家长、村民、当地人都知道，他们也是监督的一部分，发现猫腻可以举报。”
运营成本成关注焦点
胡益华透露，管委会主任肖隆君曾在微博上公开了一次差旅费的票据，里面有一张在北京打车的票和两张机票，网友认为他可以选择成本更低的公交车和火车出行。
在徐志戎向邓飞发出公开信之前，12月14日，邓飞在微博上表示，设想用其朋友捐赠给“免费午餐”的4台越野车，进行公车公用的实验，将每次因公离库、回库以及里程、油费进行公示。这引起徐志戎的担忧：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固定资产意味着运营成本的激增。
对于慈善机构来说，其运营成本向来是公众与捐赠人最为警惕和关注的问题之一。
邓飞说，“去一个村子，如果没有汽车，坐公共汽车可能要十多个小时。我们要提高效率，要保证志愿者的安全，节约他们的时间。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可以呢？”
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邓飞表示，“免费午餐”承诺，每年的开销，包括执行成本和管理成本，不能超过支出的5%。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内公众现在接受不了10%。成本是慈善一个必然的开支，没有成本的话，谁能可持续地开展公益活动？国际上通用的开展公益的成本基本上是17%-24%。”
按胡益华的理解，公众之所以对运营成本敏感甚至深恶痛绝，原因在于之前很多基金会不公开、不透明且经不起推敲。“免费午餐的公示，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免费午餐在执行的时候，都花了什么钱，都做了什么东西。”胡益华说。
徐志戎在公开信里建议“免费午餐”，运营成本应该另想办法，可以通过私人朋友或企业专款定额赞助，别与善款混在一起。
邓飞表示很乐意对行政成本进行单独募捐，因为调查记者出身的他，拥有更多的来自公众的信任。但他担心，其他公益组织不一定能做得下去，大家不像信任他一样信任其他公益组织。而邓飞很希望公益界在对于公益的常识、规矩上，能达成共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对此表示：“行政运营成本单独募捐，也是可以，但这个有一定难度，不是个常态化的东西。公众不愿意被提取管理成本，才单独去募捐运营成本。”
在公开信像炸弹一般在微博里炸开后，徐志戎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公开信，是因为我已经听到了私下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而‘免费午餐’作为民营慈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不能失败。”
徐志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邓国胜教授指出，慈善机构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规模大了，容易出问题。
“‘免费午餐’的财务审计权和裁判权是交给第三方的。我们所有的账目，都交给志愿者会计事务所。假设我们跟学校产生矛盾，我们会交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由他组织法律界的人做仲裁、调解。我们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监督。”邓飞说。
同时，他对记者坦言，“免费午餐”的不足在于，是一班志愿者组织的，没有足够的专职人员和全职人员。“公益做到最后，需要精细化、正规化，这一块我们确实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们才8个月时间，我们前面的时间、精力，都去找学校、开餐、监督学校。因为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贪污浪费。”
12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黄少卿在媒体上撰文指出，徐志戎提出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降低公益项目的交易成本、建立民间公益组织的社会声誉的问题，在中国民间公益事业风生水起的大背景下，值得每一个关心民间公益事业的人认真思考。
黄少卿提出一种补充性制度方案：在公益组织中设立多人组成的理事会，聘请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的人士担任理事，所有理事作为受托人相互间进行监督与制衡，从而最大可能地履行其诚信责任—这正是“免费午餐”所缺失并且需要的。
徐志戎对于黄少卿提出的理事会这种组织架构表示赞同。他在公开信中曾建议“免费午餐”应把拨款的权力让渡给从捐赠人中票选产生的“拨款委员会”。徐志戎对记者表示，如果有票选产生的理事会，拨款委员会就可以由理事会任命了，邓飞就在理事会下面。
“这次有一个企业负责人召集一些基金会和媒体，邀请我跟邓飞参加，计划打开门来好好讨论。邓飞同意了，但是管委会经过投票，以免费午餐官方的名义表示拒绝参加。免费午餐是全体捐赠人的，邓飞是发起人，不是拥有人。管委会的投票权不是捐赠人授予，所以不具合法性基础。”徐志戎说。
12月21日，记者从徐志戎处得到确认，他将在12月23日与邓飞以及其他第三方会面，商讨此次争论涉及到的各种问题。
邓飞对外界的质疑和建议亦持开放的态度，他说：“2011年，官方公益出现问题，民间开始冲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民间缺乏官方基金那么好的条件、基础，和长时间形成的制度化。民间必须要有合力，希望我们在动起来之后，能有更多的力量和规则，使得民间慈善规范化、组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