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说过，‘每个人都能做15分钟的名人。’发现泰坦尼克就是我们的15分钟。”2012年4月，英国人保罗·哈特（Paul Dudley Hart）在北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0年代，哈特在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工作，探索深海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那时候他们有个小型载人潜艇，可以潜入近5000米深的海底。“那算是世界上最贵的升降电梯了。”哈特当时的工作是，每早起床进入潜艇，两个半小时到达海底，两小时到处转转，傍晚回到海面。他们想干点激动人心的事来证明这些技术有多牛。
哈特的一个同事说：“我们把泰坦尼克号找出来吧！”他们找了13次，都失败了。1985年9月，他们终于和法国一个海洋研究机构发现了泰坦尼克号——在水下超过4000米深处。
“泰坦尼克沉没了近75年，它那么传奇。激动爆了，我们吸引了全世界媒体，证明了我们的技术，让大家意识到深海探索有多刺激。”哈特此后一直在从事各种探险，先后在南极洲生活超过90个月，游走世界，出现在乌拉圭、阿根廷、巴西、柬埔寨和越南等地。
2002年，退休的哈特又开始了新探险——加入非营利组织国际美慈组织。美慈成立于1979年，是国际性的救援和发展组织。它主要在遭受灾难、战争、持续贫困和不稳定影响的地区工作。1990年代末，美慈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邀请下来到中国。
在最初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建立小额贷款体系之余，美慈的项目也涵盖诸多其他领域，诸如汶川地震后的社会心理康复，帮助建设因流动人口和艾滋病导致的极度贫困的农村等。
如今哈特的身份是国际美慈组织高级副总裁，他像探索海底一样探索着如何在中国开展NGO（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确实有一两个NGO走得太远，涉及了政治或宗教。但这种敏感被扩大了。如果你做分内的事，坚持与当地人一起工作，和中国人合作而不是代替中国人，就不会有问题。”
“泰坦尼克号上其实没什么宝贝”
南方周末：泰坦尼克号众所周知的发现者是罗伯特·巴拉德，在探索过程中，你担任什么角色？
哈特：筹集资金来增进技术，帮助组建海洋探索中心——泰坦尼克的发现团队。发现后，我担任了与全世界媒体打交道的角色。媒体的信息需求量很大。我们是一个大型科研机构，媒体通常对科技兴趣不多，但对泰坦尼克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需要面对海啸般的媒体浪潮，很费神。我要一直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之后怎么打算。人们觉得我们为了赚钱，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靠的政府资助。
我们宣布发现的一切都属于公众，不会用来赚钱。另一个声明是，我们不会从船上拿走任何东西。那是座坟墓，应该得到埋骨之地应得的尊重。它对我们没有历史价值，只能当纪念品，拿走东西和盗墓没有区别。世界上很多古墓都被盗过，我们想要为海底的坟墓创立先例——给他们安宁。最后一次潜下的时候，我们在船上留了一个告示：跟随我们而来的人，请跟我们同行，不要打扰他们的长眠。
南方周末：告示起了作用吗？
哈特：两年后我们乘潜艇来到残骸上，伸出小型机械潜艇进行探测。那时很兴奋，尽管船上落了很多酒瓶、盘子，但没人碰任何东西。后来很不幸，商业探险者来到这里，从船上拿走东西卖。我们很难过，去美国国会寻求帮助，把它作为反例立法禁止用泰坦尼克上掠走的物品营利。我们至少可以阻止有人用掠走的物品在美国赚钱。当然泰坦尼克是英国的船不是美国的。
南方周末：泰坦尼克上有什么宝贝吗？
哈特：其实没什么宝贝，乘客有贵重物品都会随身拿走，或者戴着。即使有散落的珠宝，也可能会随着洋流漂到别的地方，寻宝的人幻想残骸里遍地宝物是大错特错。但不值钱的也被拿走了，盘子，酒瓶什么的。
南方周末：你一直从事海底探险，为什么会加入美慈这种NGO？
哈特：我是十年前加入美慈的。我发现自己退休了，明明我还那么年轻。我开始为几个NGO提供免费咨询，美慈是其中之一。过了几个月，他们看我这么拼命，就说你干脆来这儿干吧。我就成了美慈高级管理团队的一员。至于原因，我们在消耗这个世界的资源，就必须学会承担全球性的责任。有人道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主义的原因，贫穷导致不稳定，最不发达地区饱受其害，对发达国家安全也是威胁。所以为了人道主义和现实的正当性，需要建立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国际美慈组织高级副总裁哈特曾经是位深海探险家。如今他像探索海底一样探索着如何在中国开展NGO活动。 （受访者提供/图）
“在说话之前，你得学会倾听”
南方周末：你怎么评价国际美慈组织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哈特：很积极，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政府的诚意。中国现在是强大的，当然也有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举足轻重，中国的NGO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潜能、知识和资源，我们渴望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
南方周末：有没有人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有什么特殊目的？
哈特：当然有。没关系，我们所有工作都是透明的。最关键、最简单的答案是：扶贫基金会邀请我们来的，全国青联或者别的机构邀请我们来的。因为我们能给中国的公益事业带来帮助。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我们在公益、国际发展等方面有很多经验，也走过很多弯路，这些正是我们能带给中国的。
南方周末：中美之间存在一种“战略不信任”，很多观察者会把美国在中国的很多活动都看作“和平演变”，而西方的NGO或其他国际组织是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你们有感受到类似的情绪吗？
哈特：经常会有。但不得不说，很多次会议里，我也能感受到欢迎和支持。我们的工作相当低调，并不声张，我们只是在帮助我们的中国同行。
各国民众都会有排外情结，人们对异质文化总有不信任，美国的观察家也会说中国的对外援助只是为了石油或者矿产。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应该建立信任和对话。我们都希望有开放的市场和稳定的全球环境。这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选择。
南方周末：如果其他NGO的朋友向你咨询“如何与中国政府取得互信”，你会怎么说？
哈特：倾听。在说话前，在计划前，你得学会倾听。确实有一两个NGO走得太远，涉及了政治或者宗教。但这种敏感被扩大了。如果你做分内的事，坚持与当地人一起工作，和中国人合作而不是代替中国人，不会有问题。你需要尊重中国文化，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做事方式。
南方周末：你所说的“中国独特的文化”是指什么？
哈特：比如多数中国人做事的主要动机，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不同，也是深刻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美国，个人是首要的。没有哪个一定不好，只是不同。
另一个相关的差异是决策方式。中国政府制定政策要求可以立马上手。一旦决定，直接实施。可能决定前有讨论，但一旦决定就付诸实施，整个国家必须紧随其后。在西方，政策会随着政治语境而变，而在中国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中国在建构自我认同，而在西方，我们常常解构自己。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太神秘了。中国可能开了几千次会才做出了一个决策，但对外国人来说根本看不明白。
“公民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的国际发展怎么评价？
南方周末：你指在非洲？
哈特：非洲、中亚，很多地区。中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也开采资源。做得卓有成效。如果我能为中国更好地发挥作用提点建议，我想说，中国在未来国际发展中，在社会维度应该有更多考量，比如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组建大型的中国志愿者组织也是好办法，因为公民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现在中国在国际扮演着重大角色，我认为向其他地区派遣更多志愿者对中国是有好处的。生活在那里，学习那里的语言，理解那里的文化，这样才能与当地人融洽合作，促进当地的发展。反过来这些会在外交、社会、贸易层面回馈到中国的全球利益。
南方周末：在这个过程中，国际NGO能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做什么？
哈特：中国的NGO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强大而恰当的伙伴，例如吸收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没有什么比教给年轻人工作技能却不给他们工作机会更糟的，这只会引发不稳定。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当地金融、开采矿产石油方面做得很优秀，在这之外还需要延展到社会维度，中国应当更多地与当地社会分享收益。
南方周末：你对美慈与中国的合作有什么预期？有计划吗？
哈特：我们有很多计划，但这些应当由我们的中国伙伴来宣布和讨论，我们只是客人。我们和几个中国NGO讨论过——帮助他们进行国际立项的培训。我们并没有完全让这些事公开，也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合作伙伴的尊重。我们一直允许中国的合作伙伴掌握当地宣传的主动权。
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无疑是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有贸易就没有战争。我们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工作就是第一步——准备土壤，这样贸易、和平才有可能。所以让我们共同培育土壤吧。为什么要各干各的？至少要合作交流，而不仅仅是今天这样。
南方周末：关于中国的志愿者同行的工作方式，你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哈特：我没别的建议。比方种地，这世界上最了解种田的人，一定是农民。他可能没有技术，没有化肥，但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当地人才是解决方案的规划者，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他们手里。但通常他们有想法，却没条件实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赠予他们实现方法、资金、技术支持。
南方周末：远离政治和宗教应当也是特别需要的经验吧？
哈特：我们在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都开展过工作。在阿富汗，我们在塔利班统治前后都在当地工作，没有被打断，因为我们的每一个项目都对当局有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代表我们支持塔利班或者之前、之后的统治者。但我们在满足社会需求上有共识，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