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三农领域的试点改革大幕启动。
在1月12日的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政法司司长张红宇介绍了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和试验项目启动实施的有关情况。张红宇称，24个分别按不同组别承担不同农村改革试验任务的改革试验区已经获批。
具体安排如下：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玉田县等6个试验区承担农村金融改革试验任务；上海市闵行区、浙江省温州市等4个试验区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任务；黑龙江省克山县、安徽省宿州市等6个试验区承担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试验任务；山西省朔州市、江苏省苏州市等4个试验区承担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试验任务；云南省开远市、陕西省吴起县等2个试验区承担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试验任务；贵州省毕节试验区承担创新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试验任务；安徽龙亢农场承担创新垦地合作发展模式改革试验任务。
24个试验区主要的分布按省单元来看，分布在17个省、3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1个计划单列市和1个国有农场。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有10个，中部地区有8个，西部地区有6个。从行政单元来看，县级市包括市和县有15个，地级的有9个。
张红宇介绍，为了协调试验区的改革任务，专门建立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的由农业部牵头，中农办、发改委、国土部、水利部、人民银行、国务院研究室、银监会、保监会、供销合作总社、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等20个部门和单位参加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这次改革试点延续了历史上历次农村改革的方法论：试点运行，由点及面。张红宇称，这批改革试验区将超前探索，创新制度，着眼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和制约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重点突破，配套推进，统一指导、地方为主，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坚持封闭运行、风险可控的原则，对经过批准的试验内容允许试验区突破现行政策和体制，在经批准的范围内先行先试。而之所以24个试验区主要以县为主，也是出于风险可控的考虑。
今年全国粮食实现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八连快”，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副院长郑风田所说，这种增产增收背后，带来的是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黄淮海地区因为农业超采地下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漏斗区，东北地区则为了粮食增产搞“旱改水”种植，也引发了土壤板结、黑土流失等现象。
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称，农业增产，用农药、化肥已经到了极限，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增长极，即农田水利建设。
而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一次会上则称，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基础设施建设，三靠科技。
今年的一号文件即是把重点放在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上。
不过在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张晓山看来，农业发展除了以上几个因素之外，制度创新也非常关键。例如，不解决农村承包用地的产权和流转问题，则北方地区的农业节约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就无法开展，一家一户的传统耕作制度让农民没有动力在良种改良、基础设施改进上去做投入。
然而，近几年来，尤其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农领域的制度创新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近年来三农改革的进度不大，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倒退。例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问题、农村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要逐步解决，但实际上目前土地改革法的修订工作一直阻力重重。
不过此次24个改革试点区的启动，或许表明改革的马达再次发动。然而，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何时能够推广？
在这个周期问题上，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宋洪远表示，试验方案不仅要有布点安排的考虑，而且要有进度安排的考虑，比如这个主题有三个项目，三个项目可能这个项目具体需要三年完成，另一个项目具体是要五年完成，另一个项目需要七年完成。而对于试验成果，成功的要推广，为中央制定政策和法规提供参考和依据。失败了则作为教训为别的地区所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