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汶川地震中痛失女儿的小芳（化名）本以为会再一次遭受心灵的创伤。这位在四川什邡市红白镇开小吃店的妇女在震后生下了一个患有唇裂和腭裂的男孩，但在“儿童友好家园”的帮助下，她的孩子得到了免费救治。对这个曾被悲伤和绝望的阴影笼罩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新生。
像小芳一样，红白镇的百姓认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在震后设立的“儿童友好家园”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免费玩耍的场所，而且成为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发展、保护和参与中心——这转变了中国人在抚育孩子上的传统观念。
截至目前，四川省在7个地市开设了40所“儿童友好家园”，它们为那些长期以来难以获得公共服务的人们提供了积极的资源支持。在中国快速迈向城市化的进程中，“儿童友好家园”还成为儿童、老人和妇女有效参与社区事务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
群山环绕的红白镇是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重灾区。镇上有6,800多名常住人口，但近1,000人在地震中被夺去了生命，其中包括159名孩子，另有225名孩子肢残或受伤。
小芳的女儿刘彩铃不幸遇难。那时正在中学就读的彩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灾难，她现在本应上高中了。穿梭在不足10平米的小吃店里，小芳一边给顾客们盛着热腾腾的米粉和羊肉汤，一边回忆着往事。
在过去三年中，镇上大约有60对在地震中丧子的夫妇生下了第二个孩子。2009年8月，小芳生下了一个男孩。小芳给他起名“翰林”，这是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也是取了女儿彩铃名字最后一个字的谐音，以示对她的纪念。但得子之福很快烟消云散：翰林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腭裂和唇裂，成为人们流言蜚语的对象。这使小芳一家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我那时不敢带孩子出门，因为他肯定会受到其他人的取笑。”小芳坐下来，擦去脸上的泪水。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腭裂和唇裂，翰林无法正常进食，每到晚上就会哭个不停，这使家庭的氛围变得更加凝重。“我感到绝望和悲恸。”手术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对这对40多岁的夫妇来说，手术费用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的志愿者连生琼来到了她家探访。连生琼在震后访问了40多个再生育家庭，以了解他们的需要。“面对这一群需要特殊关注的伤残孩子，我们要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关注和关爱，而不是去嘲笑他们。”
连生琼曾做过小本生意。地震发生后，她在镇上的加油站做了几个月的志愿者，给运输救灾物资的车辆加油、送水。后来，当“儿童友好家园”开始招聘志愿者时，她应聘并且入选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震后引入的这一模式，其初衷是在紧急援助状态下，为经历灾难事件的孩子提供心理和物质的援助，让他们得到一个安全玩耍、彼此交流的空间。
连生琼参加了15次培训，其内容涉及社会工作的原则和实践、儿童早期教育、心理辅导以及儿童发展、保护和参与。一个让她感到十分新颖的内容是“儿童保护论坛”：孩子们自由表达对诸如家庭暴力和父母离异等问题的看法。起初，连生琼感到学习要求很高，“都想逃跑”。后来她渐渐为这一套“儿童优先”的理念所吸引。
连生琼自己也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以前我总觉得，让孩子吃饱、穿暖就够了，而且家长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现在要注重和孩子们的互动交流，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决策。”而且她开始理解，“儿童友好家园”是一个连接家庭和学校的重要社区空间，是增进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工作的催化剂。
当刘翰林出生的时候，红白镇“儿童友好家园”已经从一个灾后儿童安全活动场所转变为儿童保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工作涉及公安、卫生、中小学和民政等多部门的综合协作。
为了帮助镇上的再生育妇女，连生琼协调各种社会资源，为她们举办产前知识讲座。她联系到了华西医学院和香港青年发展基金的志愿者，通过后者为小芳一家联系到了医生，为孩子进行免费手术。2010年4月的一天，小芳一家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去了德阳人民医院，长达十个小时的手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孩子的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之后，连生琼一直鼓励小芳把翰林带到“儿童友好家园”跟其他孩子玩耍，并且利用家园的图书、音乐器材和玩具等各种设备。小芳抱着儿子，笑着说：“我不再担心他会受到歧视，他会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在过去三年中，红白镇“儿童友好家园”成为吸引儿童和成年人的一块磁石。它为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们带去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住在甘家窝凼的陈兴福和甘尚敏就经常开着三轮摩托车，下山把女儿陈佳镒送到“儿童友好家园”来玩。在海拔1,100米的甘家窝凼，几乎没有任何针对孩子的公共设施或者教育场所。
陈兴福说：“跟村里年龄相仿的孩子相比，佳镒更加活泼、大方。”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儿童友好家园”开展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孩子们自发组织的活动。例如，七名小学高年级学生组成的“儿童管理委员会”对于组织什么样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去年暑假，他们就倡议上山，到甘家窝凼摘野菜；并且组织了一次以塑料瓶、报纸等废旧物品为材料的时装秀。这些灵活多样的活动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在红白镇“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的另一名志愿者刘庆说：“我感觉学校有一个正式的土壤，必须遵照一定的模式，而我们这里就是让孩子们自由发挥。”刘庆负责指导孩子们的手工和绘画，但她说自己不会直接说“你这样画得不好”，而是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天堂”。
在儿童游戏室里，她招呼着那些亲切地称她为“阿姨”的孩子：“孩子们有些想法是非常好的，我们老师想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他们的想法体现了儿童的心理世界。”
截至目前，四川省的40个“儿童友好家园”已经为30多万名孩子提供了服务。目前，36所家园已由政府接管，从财政上得到有力支持。下设12个家园的绵阳市则把“儿童友好家园”和正在建设的乡镇文化站结合在一起，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为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提供一方拓展其潜能的“阵地”。
初显成功的“儿童友好家园”对中国政府有关儿童保护和发展的决策起到了积极影响。中国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明确要求：“90%以上的城乡社区建设1所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游戏、娱乐、教育、卫生、社会心理支持和转介等服务的儿童之家。”这一模式也已推广到安徽、青海等省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教授杨渝川认为，“儿童友好家园”成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还说，“儿童友好家园”在结合本土文化的同时有很多创新。“‘儿童友好家园’为功能多元的儿童和青少年服务保护体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但“儿童友好家园”的未来发展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保护专家杨海宇说，由于缺乏专业的社工人才以及相应的对接渠道，“儿童友好家园”无法在儿童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时为其提供及时、有力的转介服务。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四川省妇儿工委办前专职副主任、现省妇联发展部部长胡秀琴认为，“儿童友好家园”将会成为一套更为成熟的社会创新管理和社会公益机制，为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