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工进入公务员系统，目前的制度中已有安排。每年的公务员报考大潮中，包括社工专业在内的各个专业的学子，都有合适的岗位和机会可选择。不过，从NGO中公选干部，在廖焕标的印象中，倒是第一次。
政府组织向NG O打开大门。C FP供图
桂城创益中心活家友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当“壹基金”陷入困顿、走投无路之时，2011年广东伸开体制开放的双臂，接纳“壹基金”落户深圳；2011年国庆前夕，坤叔陷入做好事之难的困局，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东莞坤叔注册呐喊呼吁。
广东官方与民间组织间频频上演的“情浓意浓”好剧：近日，佛山南海的一则干部公选通告几乎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改革通知一起成为公共和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则通告很简单：佛山市南海区向社会公开选拨19名副科级干部，NGO负责人也可参选。初步估计，约40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符合条件。这是佛山首次向NGO开放体制内领导干部职务。
桂城关爱青少年协会（慧爱）负责人姚冬玲听到这个讯息时感到惊喜，“没有听过其他地方有这样的做法，这非常开放”。
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认为，政府走向开明，NGO在走向理性，这是广东的真实写照。“未来，官民间的双向流动是一个必然的取向”。
政策的初衷
4月10日，来自报纸的一条消息吸引了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的执行总监廖焕标的视线。
这是一则关于干部公选公告的报道，上面写着：南海区民政和外事侨务局副局长一职的公选对象，除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村（社区）干部外，还包括NGO负责人。从事NGO工作3年以上的现任南海区NGO负责人，只要符合年龄、学历等条件，同时又熟悉民政、社区、社会事务工作，都可参选。
他觉得兴奋，但不意外。“在广东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有些地方政府的做法，甚至超出了NGO的想象。”
社工进入公务员系统，目前的制度中已有安排。每年的公务员报考大潮中，包括社工专业在内的各个专业的学子，都有合适的岗位和机会可选择。不过，从NGO中公选干部，在廖焕标的印象中，倒是第一次。
廖焕标所在的启创，目前在珠三角多个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在社会服务领域浸泡多年的他，更感兴趣的是政策出台背后所蕴含的深意。
实际上，南海一直都有开展干部公选，这次面向社会公选的干部岗位，不仅仅局限于行政管理体制内，还包括体制外，是近年来岗位最多的一次干部公选。南海区委组织部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对南都记者介绍道。
该负责人表示，出台该项政策的初衷是南海目前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方面的一次创新。他说，目前除去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也是南海的重点工作之一，而南海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已有不少尝试，也向新加坡、香港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比如桂城就引入香港社工协会做督导，而选拨社会管理人才到体制内，也是新加坡、香港已有的做法。
“南海此次公选干部向NGO负责人开放，就是因为这些人士在基层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接地气，理解市民实际的需要，如果他们能进入到体制内，其专业性和经验，都有利于政府与社会管理的需求对接，更好地做好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
该负责人称，因为这个职位是向社会人士开放，所以如果是非公务员身份人员报考的，还需符合《广东省公务员调任转任工作暂行办法》。比如，调任转任科级国家公务员的，年龄应当在40周岁以下，工作特殊需要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调任县级党政机构科级领导职务的，学历可放宽为大专以上。
他谈到了自己的个人期待，希望能在符合现有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条件放开，以让更多NGO人才参与到这场“赛场选马”中来，以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南海也是借此来探索引入社会管理人才的经验，不排除将来会有更多的岗位向NGO人士开放。”该负责人说。
社会服务类NGO“中奖率”高
记者留意到，从选拔方案看，相对于其他公选职位，面向NGO负责人的南海区民政和外事侨务局副局长一职，年龄和学历要求更加宽松，分别是男50周岁以下、女45周岁以下，大学专科以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南海区民政局民间组织和民政事务科蒋素妹科长对南都介绍：该区目前登记在册的NGO达560多个，其中包括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工商经济类等多种类型。
她说，根据职位的具体要求，社会服务类NGO的负责人比较适合参选这一职位。据悉，目前南海登记在册的社会服务类NGO主要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主，目前有启创、博睿、扬帆等5个。
按照规定，NGO竞选人需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目前为区级NGO负责人，蒋素妹表示，该竞选人所在的NGO须已进行民政登记。有多少人符合这些条件，民政部门没有进行统计。
而据《南方日报》报道，南海登记在册的社会服务组织约50个，其中满3年的有40个左右。
桂城关爱青少年协会（慧爱）的负责人姚冬玲说，南海政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让人感到惊喜，如果能够吸纳NGO实践人才进入民政部门，对NGO组织的发展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据南都了解，目前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投放到社会，但机关单位内，专业方向的人才比较少，如果让NGO机构负责人，直接进入公务员队伍，那相关的工作将“更接地气”。
“这次公选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好机会。”姚说，南海区有很多人才，估计这一职位的竞争会很激烈，不过，也要看个人选择，是否适合进入体制内。
同时与NGO竞争这一职位的，还有村（社区）“两委”书记、主任，南海机关单位相关干部以及民政系统下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等三类，在这个过程中，NGO负责人会不会难竞选上？姚冬玲说，这个职位不能定向为NGO负责人设定，跟其他机构竞争，正是要体现出公平性，“要看真功夫，我相信四选一的话，不会算太难”。
“噱头”的价值
专事外来工工伤探访问题研究的“何晓波工作室”的负责人何晓波，对南海区政府的这项做法，持保守态度。
“为什么非要强调NGO负责人？”
他认为，如果是公开选拔的话，那只要符合学历、年龄和工作经验的人都可以报考，没必要设置区域限制。他认为，近些年来，政府部门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许多活动都喜欢把NGO扯进来，这在他看来，更多是“噱头”。“即便真有NGO负责人被选拔任副局长一职，受到体制限制，也未必能为社会组织发展发挥很大能量。”他说。
相较而言，启创的廖焕标要更乐观一些。“体制内的大门向NGO打开，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启创四年前成立于广州，是广州首个登记注册的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后来相继在四川、南海、顺德、中山、香港建立了分支机构。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线的水温廖焕标总是能最先感知。社会管理创新的号角之下，各地政府都动起来了。他对南海区的整体印象是既创新，又立足本土。去年6月中旬，南海桂城街道办和南海启创联合发起首届珠三角社工大聚会，有别于传统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活动组织形式，这场底层自发搞起来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工机构和社工人才参与。遇着合适的土壤，其中一部分NGO就在当地落户，生根发芽。
吸纳民间的智慧是本次公选干部向NGO开放的初衷，但体制的痼疾会否消解掉政策实际效果？面对类似的担忧，廖焕标却不尽苟同。“凡事都有第一次。如果因为还没有发生的问题就止步不前，那就没有创新了。”他觉得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提供服务。
“社会管理创新，整体方向感挺好的。”但廖焕标也有他的忧虑，有些地方步子有些急，比如说当试点还不是太成熟时，就急于去推广。“我特别希望，能多一些既懂NGO事务，又熟知政策的人，进入到体制内，去推动出台让NGO与政府部门可以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配套政策。”
■ 链接
政府与NGO关系融合大事记
国内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开端于环境保护领域——怒江保卫战2003年，“怒江保卫战”是中国环保NGO发展的重要拐点，NGO组织的意见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它最大的启示就是，NGO组织在政府内部找到了基于理念共识的合作伙伴。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契机——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2008年被一些中国学者视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因为汶川大地震激发人们的公益志愿精神，社会组织大量涌现，NGO从圈子话语变成了社会话语。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志愿者达300万人左右。
政府用财政资金购买NGO服务首例——财政部划5000万元入小天使基金账户2009年12月，来自财政部的5000万元拨款划入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的账户，使1548名在小天使基金等待救助的白血病患儿每人获得3万元医疗救助金。这是政府用财政资金购买NGO服务首例。
去年年底，民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要建立政府资助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今后五年，中国政府将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资源，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并扩大税收优惠。
社会组织善举撬动政策创新——从“免费午餐”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1年10月，“免费午餐”运行半年后，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被普遍认为是民间公益和政府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范例。
广东
壹基金深圳再生记2010年12月3日，深圳民政局正式批准深圳壹基金注册申请。它告别了原来挂靠于红十字会以及上海私募基金会的尴尬局面，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有了独立的账户，可以自主开展活动。民意与政府良性互动，民办公募慈善终得突破。
坤叔公益团队“转正”
注册，或者不注册，社会组织总在那里。只不过坤叔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他坚持要把“千分一”注册进组织名称中，为了捍卫团队的公益权利，坤叔一直联合各方维权，最后得到汪洋书记的特别指示，2011年得以注册转正。社会组织维权获得政府支持。
突破僵化的登记体制2012年7月1日起，除了特别规定和特殊领域，广东省内成立社会组织，不用找业务主管部门，并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今后，广东各级政府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广东NGO的春天即将到来。
■ 观察
南海：佛山的公益“试验田”
“社会管理”这项工作从去年至今，在广东已从上而下推行开来，其种种给民间组织松绑的新政策，以及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都引来坊间不少好评。
在佛山，这方面的探索在南海做得较为出色。早在广东省出台社会管理创新等系列政策之前，2010年7月初，南海区民政局出台《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暂行办法》，对民间组织的注册条件等予以放宽，其中注册资金由过去的3万元降到现在的1万元，会员数量要求至少为20人，对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也相应降低。
此外，南海区桂城街道早在2009年就开展了“关爱桂城”建设，引入NGO和社工，进行社会服务。
该街道成立了“关爱桂城”督导委员会，并引入香港社工协会做督导，来建立“关爱桂城”的整套机制。为培育NGO，引入专业社会服务，桂城还成立了“关爱基金”，每年纳入财政预算，目前已达800万元规模，今年更计划达到1000万元。经过招标、评审，现已拨出资金600余万元，资助数十个大小公益项目开展，成为公益组织和公共服务项目的孵化基金。
该街道还建设成立了佛山首个公益综合体关爱桂城创益中心，该中心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有NGO孵化基地，有佛山首个社会企业乐圈圈蔬菜馆，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还有旨在培育公民领袖的两仪公社。
今年初，南海区还成立了社工委，其专职副主任余海生原在桂城主要负责“关爱桂城”推进相关工作。
余海生表示，目前，南海社工委开展的工作思路，将围绕“基调、机构、基金、基地、机制”等方面展开，全方面构建社会管理格局。
所谓基调，就是指南海社会建设的基调，是回归到村居自治为主体，社会组织服务为补充。
在机构上，南海将在各镇街设立社工委，有条件的镇街设立社工工作中心，并建立相应的部门联动、考核、监督机制。此外，南海还将在全区推动建立“大社区理事会”，支持各特定的社区、市场、园区等建立理事会，将自治组织、外来人口等不同社群再组织化，实现更有效率的自我管理。
在基金上，余海生表示，打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财政预算内资金，专项用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有助于用财政杠杆培育具专业技能的社会组织，让市民感受到专业服务。他透露，南海区将在公共卫生、公共就业、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法律、文体、养老、公共安全、计划生育、社区服务等10大领域优先向社会购买服务。
另外一部分是预算外资金。南海拟设立“南海区社会建设创新基金”，对社会组织进行的软硬件方面的“创新”性的探索进行资助或奖励，“这主要是鼓励大家就社会服务进行创新，对整个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和深化。”余海生说。
在基地上，今年南海将有两个新动作，一个是设立“新南海人”服务中心，一个是设立“工青妇”枢纽基地。
余海生解释，所谓“新南海人”服务中心，是想在全区选取一个有资源、有积极性的镇街来进行试点，打造一个综合中心，推出各项方便外来人口的措施和服务。目前，南海还没有这样的服务中心。
而打造“工青妇枢纽基地”，是因为要将工青妇做成枢纽型社会组织。工青妇长期以来人数众多，民意基础好，深入渗透到了社会各层面，但工青妇一直游离于政府的主要资源之外，没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因此，希望打造这样一个中心，让其以此为依托开展活动，将其所对应的青年、妇女、工人等群体再组织化，促进相应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机制上，南海方面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提法：区直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同时，要负责在某一基层点对该政策措施进行亲身实践，“以提高实践能力、政策制定和反思能力”。
■ 声音
体制内需要更多NGO人的“另类思维”
源自于基层的创新举措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认可。
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认为，NGO人进入体制内的最大障碍是，由于原有公务员“对上负责”的思维根深蒂固、人数众多，可能抑制乃至扼杀NGO人的“另类思维”。这需要在配套政策上进行调整，提供独立创新空间。
南都公益周刊（下称“南都”）：您怎么样看待这一新政策出台的现实意义，它能否在广东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复制？
谭建光（下称“谭”）：南海这次的率先探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开启了具备相应素质要求前提下，面向社会特别是NGO组织选拔政府管理人才的先河。这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启迪作用，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干部也是面向社会各界招收的。只是实施公务员制度之后，本来仅仅应该对于工作专业素质进行限制，演变成为面向体制内，限制体制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应该逐渐破除。南海仅仅是先行一步，必然有地方跟进。
谭：南海社会管理创新能够先行一步，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率先探索及其经济发展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等领导集体拥有现代社会与经济管理的知识与实践，敢于探索和尝试，不怕议论、不怕争执，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和创新。
南都：NGO人进入体制内，它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面临的障碍如何清除？
谭：NGO人进入体制内的最大作用就是带来新的工作思维。原来公务员更多是“对上负责”思维，NGO人更多是对服务对象负责的思维，必然冲击管理体制的原有因素。但是，最大的障碍也是由于原有公务员“对上负责”的思维根深蒂固、人数众多，可能抑制乃至扼杀NGO人的“另类思维”。
比较好的方式是，提供NGO人进入体制后独立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机会，加大独立性，允许试验和摸索。因此，对于传统管理政策及其问责制也要相应调整，提供独立创新空间。
南都：当政府的大门向NGO敞开时，是否也可能在体制上突破，让公务员也有机会流动至社会组织，加强互动，同时又避免过去那种政府官员在官办的NGO兼职的状况？
谭：未来的大门敞开必然是双向的，但是同时必须积极提高NGO组织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获得自豪感、成就感。避免官员兼职的直接办法就是坚决不允许公务员交叉任职，任NGO职务的时候必须辞去公务员职务。这些在法律和政策方面都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执法要严格。
南都：据您观察，近年来广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谭：“政府在走向开明，NGO在走向理性”，这就是近年广东的真实写照。大量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注册，虽然不排除有鱼龙混杂的情况，但是至少鼓励诞生和发展，才能够进行大浪淘沙、去粗存精。深圳为壹基金注册，汪洋书记为坤叔机构注册呼吁等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传递了非常积极的信息。
南都：您怎么看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目前就广东而言，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谭：我赞同美国学者萨拉蒙教授的观点：政府与社会组织就是“伙伴关系”。既不相互对立、也不完全融合。各自保持独立见解与自由的基础上，合作服务社会人群、推进文明进步。
广东下一步的方向是“管制从宽、法律从严”。即行政对于NGO的管制尽快放宽，政府只是把握准则，不要具体管理；同时，法律对于NGO组织的自律、公信力、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等要严格，这样就有利于NGO明白发展空间，把握自身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