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1号，小传旺在八一儿童医院共花费医疗费用65348.11元。欢迎监督。”日前，“天使妈妈基金”开始在微博逐张公布山东少年杜传旺的就医报告单。因医院资质、捐款情况、机构关联被网民质疑，这一曾获“中华慈善奖”的公益团队不断召开发布会、在线访谈，以自证清白。
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4日，全国基金会总数达2735家，其中各类公募基金会1258家。但在整体信息披露方面，仍仅有777家基金会、46家公益组织开设官方网站。从陷入争议事件到“裸晒”账本，阳光公募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从“信息公示”专页到各类“财务报表”，争晒账本，已成为公益项目不得不面对的潮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认为：“经过近年的多起不信任事件，一些公益组织正试图通过财务公开、甚至逐笔的‘裸晒’增加社会信任度。公益组织正在回应公众对透明度的期待，但‘裸晒’更适合规模较小的慈善机构操作。”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调查，仅有8%的受调查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状况表示满意，高达84%和82%的网络公众希望了解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目前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标准并不明确。尽管《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对此有所规定，但是一者其只规范基金会的行为，二者公布内容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和笼统”。
邓国胜认为，法律早已明确公益组织对捐款人的披露责任。捐款人有权取得更详尽的数据，但仅限于知晓其捐赠的部分，不能影响他人隐私。为了提高社会监督效率，相关部门应设立国家标准，行业也要形成行业标准。前者是行业底线，后者的要求更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主任顾东辉认为，我国捐赠人及受捐方均缺乏公开信息的意识。公募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并非易事。即使捐赠人并未指定使用目的，公开捐赠信息也可能违反匿名意愿。披露的首要原则应是尊重捐赠意愿。
与成熟的慈善机构相比，我国公益项目的预决算机制和薪酬披露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而这两方面恰恰容易出现毁誉事件。
“透明并不是终极目的，如果因为无效率、不专业，造成资源浪费，透明就没有意义。”邓国胜说。出台慈善捐助信息公开办法的同时，行业也应建立信息发布平台。
2010年，我国30多家基金会发起成立了基金会中心网。在披露页面，多个公益项目均列出了财务信息，以及项目收支、地域分布或受资助情况。
据了解，国外一些慈善行业已设立了类似的中间机构，为小微公益项目提供发布平台。邓国胜表示，这种中间性质的统一披露平台降低了单个公益项目的信息开支，也便于形成统一格式让公众对比、选择公益项目，可以进一步提倡。
金锦萍说，要获得公众信任，仅仅“裸晒”并不够，还需要公益慈善组织提升能力，提高公益项目的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