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财富的增长，亚洲慈善事业的发展十分显著。2003年，中国只有107个民间基金会；而截至去年年底，这一数字已经增加至873个。”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行政总裁施许怡敏在近期北京瑞银成善之美慈善论坛上表示。
在亚洲，由家族企业所创造财富的迅猛增长促使了制度化家族慈善事业的产生，也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的变革中。中国的慈善家同全球其他地区的慈善家一样，需要获得最新的信息和最佳的实践，以确保捐款在有效监管和问责机制下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慈善家们开始将自己视作“社会投资者”，正在改变被动寻求帮助的状态，转而努力主动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在富豪和名流界，慈善从未如此流行。”《经济学人》杂志驻纽约商业评论编辑Matthew Bishop说。以这些富豪为主的新的慈善家们正在努力运用赚取利润的方法来从事慈善活动。正是因为如此， Bishop称他们为“慈善资本家”。Bishop在他的新书《慈善资本主义》中认为，这类慈善基金会正在积极在贫困、教育、赈灾、弱势人群适应社会竞争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作用。与许多个案中政府行动机制、市场机制的缺陷相对比，前者更能、更值得赢得人们的信任，前景广阔。在Bishop看来，慈善基金会模式、慈善资本主义不仅将填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而且还可能由此找到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新出路。
现代慈善与现代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前几乎是同步出现的。在慈善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巴菲特”和“盖茨”们都是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他们热衷于向逐渐发展起来的贸易城市中的贫困居民提供帮助。到了18世纪，从事慈善活动的主要是新兴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者、最初的对冲基金投机商。臭名昭著的南海泡沫事件的受益者之一托马斯·盖伊就利用疯狂攫取的投机利润，在伦敦盖起了盖伊医院。19世纪之后，慈善更成为英国等国家富豪们的生活方式，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对此有过大量的描述。进入20世纪，那些攫取公众财富、破坏市场秩序的美国寡头们，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人成为当代慈善资本主义的奠基者。
Bishop认为，过去20年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问题是，回顾15-20世纪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富人、投机商对慈善事业的慷慨解囊，根本未能缓解同期的贫困、疾病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更没有实现如这些慈善家们所预期的那些预防和缓解尖锐阶级矛盾的救济效果。要实现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还得依靠政府。适应旧式资本主义环境的政府体系，就由此被倒逼公共服务的改革。彼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慈善尚属于1.0阶段。
巴菲特和盖茨等新一代慈善资本家们如今所拥有的财富数量让过去的慈善领袖们相形见绌。在Bishop看来，现在由盖茨、巴菲特等商业领袖和许多大公司驱动的慈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2.0甚至3.0阶段。领先的大公司开始在商业战略中积极推动社会公益，慈善基金会模式发展已经非常成熟，正在帮助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新的“慈善资本主义”是号召如今超级富豪阶层在有生之年投身“高度参与的慈善”和“结果导向的捐赠”，把其捐赠视作投资，并用风险投资战略和研究工具去管理慈善投资，在慈善领域实现生产效率革命。在过去，人们对一个慈善组织的评价多停留在主观评价上，一些慈善家的目标初衷含混不清。而新一代的慈善家以灵活的方式利用资源杠杆，建立网络，主动根据问题来找出治本之道以期解决慈善事业中最棘手的一环，即如何评估一个慈善组织的绩效。
2007年，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辞中说，“我的确有一个大的遗憾”，“在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平等。人类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使无数人被迫生活在绝望中”。他接着讲述了当他看到世界银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投资报告时，是何等的吃惊。盖茨认为，“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他有机会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来纠正这些不平等。Bishop认为，这就是慈善资本主义的精神，成功企业家努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义务这样做。
今天，企业家逐渐成为权力精英。他们在电视上抛头露面，逐渐处于风口浪尖，公众也期望他们能有办法参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当巴菲特把大部分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时，他坚信，“我们将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比落入联邦政府要强多了。”但Bishop认为，这些企业家的资源并不局限于金钱。金钱可以为他们带来其他资源，比如接近权贵，而这会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杜克大学的迪斯说不应该把今天的慈善狭义地定义为捐钱，应该定义为“运动和调动私人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社会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一次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
2.0时代的慈善运作
西方社会的慈善传统，在一百多年里得到了完整的传承。但在慈善资本主义2.0的时代，运作方式早已今非昔比。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捐赠视为投资的同时，慈善家们对被资助项目的要求也变得更加苛刻。“他们对于其投资回报的期望也不再虚无不着边际，而是由严格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其‘可测度性’。”Bishop认为。
在《慈善资本主义》一书的相关案例中，盖茨基金会现在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引人注目。盖茨基金会规模庞大，能做出其他基金会无法企及的事情，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解决全球健康状况不平衡的问题，主要的“投资”领域包括：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全球健康战略和全球健康科技等。最重要的是，它找到了“将钱用在刀刃上”的方法。比尔·盖茨的愿望是有策略地自身的财富激励刺激医疗产品和服务供应覆盖贫民市场，使得穷人能获得所需的药品和治疗，从而消除因市场失灵而给贫穷的消费者带来的痛苦。盖茨正在把这些钱投入到医疗保健市场，刺激制药公司投放部分资源为穷人服务。此外，该基金会也在寻求方法使其绩效最大化。
而在eBay网的奥米迪亚先生看来，新一代的慈善家更应该去尝试些不同于传统的做法。他将其“奥米迪亚基金会”融入了“奥米迪亚网”，既能自由地以盈利为目的作投资,也能作慈善捐助,从而实现其“个人自强”的使命。“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要当个传统的慈善家,现在,我会问自己,如果是要做好事,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非盈利性组织的框框里呢?”为此，他还专门设立了“投资小组”，自由地将他的钱投资到盈利性或非盈利性项目上。这个小组对每项投资的评判标准是它是否能够推动实现其社会使命。
“慈善资本主义”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很多慈善基金并不具备吸纳大规模资金的能力，一些亿万富翁的资产流动性也欠佳。但“慈善资本主义”至少能克服传统慈善基金会的一些弊端。Bishop的研究认为，传统慈善基金会不管其使命如何，都过于看重一些项目的短期赞助而不是可持续发展，在成果的衡量方面更是没有确定性标准。对于仍热衷于在慈善晚会上竞拍一样投出捐款数字的中国富豪们，这无疑又是一门新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