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底10月初，大陆NGO一行7人赴港交流学习。本文是作者在访港期间走马观花，对香港公民社会观察后的一些思考，由于时间有限，所观所感难免偏颇失真，暂且留作记录，只待日后有更多体认，再做补充。
此处所讲的公民社会，是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后者，因此题目中的“多元”，不仅仅指公民社会中承担不同角色的各类NGO和社会企业，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媒体、学术团体和走群众路线的政党。本篇总结，就是希望简略分析下各个角色的定位、策略和相应的资源，以联动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的。
分类
本次在港访问和了解到如下15家本港和地区性组织，为便于分析，在此尝试设立坐标轴进行归类分析，见下图：
坐标轴的横轴为“行动”轴，根据工作手法不同，将轴线分为“行动型”和“研究型”两个极端。
所谓“行动型”，是直接与目标群体的互动，例如一线服务、基层动员、倡导；所谓“研究型”，是通过对特定议题进行调研分析，通过研究结果间接与目标群体发生关系，例如民意调查、特定议题研究。行动和研究的工作手法在NGO的实际工作中常常都会采用，在此仅将主要工作手法作为机构特征进行分类。
坐标轴的纵轴为“建制”轴，根据与建制的亲疏之别，将轴线分为“亲建制”和“反建制”两个极端。
所谓“亲建制”，是指在立场/观点上与政府联系密切，在行动方式上倾向于与政府站在统一战线，在资源上也会得到政府更多倾斜；所谓“反建制”，是指立场、观点、行动都与政府处于不同程度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抗；处在轴线中央表示政治中立，或不涉及政治和政策制定。
行动-反建制
行动-反建制象限中的机构包括1家群众型政党(代称P)，2家本土服务类NGO(分别代称NGO-B、NGO-C)，1家以媒体报道为行动手法的NGO(代称M)，3家区域性组织(分别代称LNGO-E、LNGO-F、LNGO-G)。
这类机构具有两大特征：基层性和抗争性。
例如政党P标榜自己为永远的反对党，强调民主立港，扎根基层，立足于群众，发动群众开展街头抗争是主要的行动方式，即便进入立法会，群众路线的痕迹依然明显，在立法会中属行事激进者。
NGO-B的工作也是社区动员型，与社区有着紧密联系，关注社区中的各类弱势群体(Underprivileged)，办公室更是直接设在社区的楼宇内，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NGO-B的办公室同时也是社区儿童学习、作业、上网的活动室)，调动社区居民一同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和行动。
媒体M则完全媒体化运作，以网站为依托，透过公民记者对事件的报道，让市民大众都可以参与讲述、评论各式“属于市民自己的香港故事”，这种方式“反高铁”运动中一炮打响，公民记者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对事件进行了独立报道，对事件的走向发挥了积极影响。
LNGO-G关注劳工群体，服务地虽在内地，但由于涉及港企，故在港主要以非暴力抗争方式开展游说工作，例如在关注内地在珠宝生产企业工作的尘肺病患者的过程中，就发动内地患者赴港、赴欧洲抗议珠宝行会会展，呼吁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分析来看，基层性决定了这些组织缺少资源和渠道开展体制内游说(上述机构中唯一能在体制活动的社民连也仅是通过立法会影响政策，但成效甚微)，而不得不采用具有一定抗争性的斗争策略来发声和表达诉求，这在一个言论开放的自由社会是基层民众唯一可采用的低成本方式，甚至也可能是无奈的选择。
但这恰恰迎合了市场化媒体跟进报道来争夺大众眼球的需求(虽然市场化的消极面可能是娱乐化)，换句话说，NGO的抗争行动为媒体提供新闻素材，媒体报道又引起民众关注，形成舆论压力影响政府决策，这就构成了NGO与大众传媒的“联动”。这种联动的好处在于，几乎不需要熟人社会的关系才能吸引来媒体(只要你的方式够“潮”够新)，被采访者也不需要对主动上门采访的媒体付出额外成本，是NGO与媒体的双赢。
此外，“公民记者”的兴起更让每一名有能力书写的普通民众都能透过媒介(以媒体M为代表)将自己的故事与他人分享，让NGO自身也成为Web 2.0时代的媒体。
再看与民意机关的互动。香港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这一划分在强行政模式下未必合适，暂姑且套用)中，唯一能体现直接对民负责的是立法会中的30名直选代表，他们有着最直接的冲动来贴近本选区市民，以争取选票。而且，立法会议员的专职化也让议员能够在选区内设立常设渠道(议员办公室)直接听取民众的诉求。对行动型NGO而言，找到愿意代言的立法会议员并不存在体制障碍，也不需要“关系”铺路(有时可能是立法会议员主动找上门代言)，因此与立法会直选议员的“联动”也成为可能。
所以，访港期间，我们看到，行动类NGO大都可用极低的成本娴熟地利用媒体和立法会，配合自己的行动和倡议，形成外在舆论压力和内在质询压力(目前立法会议员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在于“质询权”的运用)，来影响非民选政府的政策导向。
行动-中立
行动-中立型机构有4家机构，SE-H(社会企业)、NGO-I、NGO-J和NGO-K，都没有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或者面对体制既有抗争又有支持，短时间的访问较难做出判断。
以NGO-I为例，成立十余年间一直致力于维护女性性工作者(“姐姐”)的基本权利，包括各类咨询、资金援助、法律援助等，既会借助香港警力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保护，也会向警方就警察对性工作者的侵权事件提出申诉。
除NGO-I外，访问期间没有了解到这一类组织是否与同行组织、媒体、立法会等存在联动。
研究-反建制
访问到的机构有1家本港组织(NGO-D)和1家区域性组织(NGO-L，NGO-M)落在该象限中。
NGO-D作为一家中立的人权保障组织，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条例、对政府部门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撰写独立监察报告和意见书，同时还开展人权议题的公众教育。
NGO-L重点关注亚洲地区的法治建设、人权保障与人权发展，是香港少有的几家在联合国具有全面谘商地位(General Consultative Status)的NGO，可列席联合国会议。因此，NGO-L的策略也围绕联合国开展，例如定期出版期刊《Article 2》(《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和国别人权报告，向联合国的一些专门委员会(如人权理事会)提交影子报告。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可以引入外部监督机制(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从外部对内施加压力，促使政府改善政策。
作为一个支持性组织，NGO-L还依托研究，对人权相关领域的NGO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交流学习机会、议题研讨会/工作坊，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能力建设者”角色，培育NGO的政策倡导能力。
研究-亲建制
在此象限的机构有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研究部。
NGO-M是一家民间智库，研究是其核心工作手法，研究成果供政府、NGO和企业所用，在香港影响广泛。访问时，NGO-M的负责人以《乘风条约》为例介绍了NGO-M是如何将“研究”和“倡导”两种工作进行有机融合的。
《乘风条约》旨在约束和鼓励香港船运公司使用清洁燃料，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此前，港府对此一直缺乏规范，NGO-M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民意调查和环境评估报告，并筹划了相关议题的高端研讨会，邀请船运公司的总裁参加，以商讨解决之策。目前，此倡议已经得到行政长官回应，在2011年施政报告中，“船只清洁能源”被列为一节专门陈述。
NGO-N则走了另外一条路。社联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曾作为政府与民间服务机构的中介存在，自社会福利署对福利机构的资助方式进行改革后，NGO-N转变职能，向支持性组织方向发展，透过研究这一核心业务，建立知识库和社会发展指标库，供广大NGO使用。
以贫困研究为例，NGO-N多年来一直在倡导香港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为此，NGO-N对弱势群体的贫困现状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跟踪和研究，出版数份相关报告，开设了数据翔实、内容丰富的反贫困网站，并与作为NGO-N会员机构的社会服务组织联合开展议题倡导。经过多年努力，香港政府和主流媒体已经承认“相对贫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投入更多关注。
综合研究类(亲建制与反建制)机构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研究为“弹药”，以倡导为行动，与NGO联动，与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解决之路，推动政策改变。
总结
总体来看，访问到的香港NGO大都有较为明晰的组织定位和策略，并与同行组织、社会媒体、立法会议员有着或多或少的“联动”，或联合行动，或相互支持。
香港的渠道资源更像是早已铺设好，只在于你是否有意愿、有意识的使用，而大陆的“联动”还仅限于同行业NGO之间小范围的倡议，渠道资源也多为各种各样的“关系”，难以为他人所模仿或借鉴。
因此，个人认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对大陆NGO进行能力建设时，不仅仅为谈能力而谈能力，渠道资源的引介和搭建也同样重要。
另外，从研究机构的视角出发，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更多机构所用，以及如何支持其他机构开展议题研究和倡导，也是访港的重要启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