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尽管面临着筹措资金、吸纳新委员等问题，但保钓行动委员会发言人柯华并不这么认为，“要是想着困难，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我们是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我们昨天已经成功登陆钓鱼岛，如果你支持我们，请给我们捐款或者在横幅上签名。”8月16日，在尖沙咀码头设起的临时街站，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交替着用普通话和粤语向路人筹款。 一张桌子，几张凳子，背后是两条宣告身份的横幅，这个简陋的街站借着码头的雨棚“搭建”起来。从15日晚间建立开始，街站将24小时不间断工作，直到保钓人士安全返回。这个1996年成立的民间保钓组织，是香港最具影响的民间组织之一，除了组织登陆钓鱼岛的行动外，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还会定期到学校举办讲座，教育后代认识历史。尽管面临着筹措资金、吸纳新委员等问题，但保钓行动委员会发言人柯华并不这么认为，“要是想着困难，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16年前的拍案而起
1996年，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访问香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宣称钓鱼台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引起香港民众的极大愤慨。“当时阿牛（曾健成）就说，我们开船过去，到钓鱼岛上去宣示主权！”柯华回忆说。当时，日本也不愿为在二战中给中国内地、香港民众所造成的伤害道歉、赔偿，在群情汹涌之下，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就自发成立了保钓行动委员会。就在委员会还在筹备登岛事宜时，香港人陈毓祥已经发起中国首次民间保钓行动，陈毓祥在行动中不幸溺水牺牲，却让保钓人士更加坚定信念。不过，保钓行动比想象中复杂，由于在香港不便租船，保钓行动委员会最终决定从台湾出发。1996年10月7日，港澳台保钓人士在台湾的基隆港会合出发，来自香港的保钓人士陈裕南最终成功登上钓鱼岛并插上五星红旗。
“我们是百分百的NGO（非政府组织）。”也曾担任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的柯华笑言，委员会募集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日常运作上，委员们平时一起出去吃饭都是自掏腰包。柯华的保钓情缘要追溯到1971年，当时还在澳洲读书的他就已开始参与保钓行动，回到香港后，柯华曾三次组织香港保钓人士乘坐保钓船只到钓鱼台宣示主权，1996年成功登岛，之后的两次以失败告终。“我们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有8到10个委员。会员来来往往，有些人后来移民离开了，有些又再回来。”柯华说，最重要的是每当保钓行动委员会组织保钓活动，通过Twitter和Facebook发布相关信息时，都能收到很多会员的积极响应。
保钓行动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对他们而言，保钓就是“百分百的投入”，不仅是金钱，还有时间、精力和爱国之心。此次登上钓鱼岛的7名成员中，船长杨匡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卢松昌现为专科学校老师，方晓松是个体户，伍锡尧则是工会理事长，曾健成则曾是香港的区议员。“我们也会花钱雇佣船家，但是到了危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成员就会冲到前面，让船家到安全的地方去。”柯华表示，在保钓的同时，希望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安全。
没有回来的“钓鱼岛号”
“（启丰二号）这次被拦腰撞击，情况不太好啊。”柯华8月16日见到本报记者时说，“启丰二号”很可能无法再用，而再买一艘新船估计至少需要600万港元的资金。保钓行动委员会拥有的第一艘船是在1997年购入，当时，该会耗资60多万港元从一名医生手中买下一艘船龄10年的旧船，命名为“钓鱼台号”。在1997和1998年的三次保钓行动中，这艘船起到了重要作用。1997年5月29日，钓鱼台号首度出征，遭遇多艘日本舰艇拦截，两名保钓人士一度跳上日本船只示威，但出于安全考虑，钓鱼台号只能在距钓鱼岛不足10海里的地方调头返回。同年9月20日，钓鱼台号二度出征，在台湾嘉义对开海域搁浅，被拖回香港。一个月后，8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台附近作业时被日本巡逻舰艇撞击，引发国内民众愤慨。1998年5月，保钓行动委员会再次决定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而当时，钓鱼台号已经“积劳成疾”，因白蚁蛀蚀龙骨导致船头爆裂，裂缝宽达13公分。
6月24日，钓鱼台号带病第三度出征，而这一行也成为钓鱼台号的“绝唱”。在距离钓鱼岛20海里的位置，钓鱼台号即遭到日本舰艇的疯狂撞击，右舷破开一个5尺的大洞。但当时船上的人员并未放弃，决定在无法登陆的情况下绕岛一周，这一行动很快遭到日本舰艇的高速撞击，这一撞让钓鱼台号的船身里大量灌入大量海水，最终葬身在钓鱼岛水域。“募集的资金用来买横幅这些杂物绰绰有余。”柯华说，最大的花费就是买船，其次是要购买船用的汽油以及出海需要的食物。现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要依靠市民捐款筹集资金。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几位元老年事渐高，如何吸纳新的委员（负责管理、组织活动）是委员会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也会定期到学校举办些讲座，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投身到这个事业中来。”柯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