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Dudley Hart 来访中国时，正值3D版电影《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
“Jack和Rose都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Paul摆摆手笑着说。1985年，Paul和他的团队用声纳技术发现了泰坦尼克号沉船，轰动全球。虽然谈及此Paul难掩兴奋，但他现在的身份是美慈(Mercy Corps)全球资深副总裁，主管全球合作伙伴项目。美慈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年项目额超过3亿美元，在42个国家从事扶贫、灾害应对、青年发展、社会创新项目，其管理能力、项目能力堪称楷模。
“发现需要，满足需要。”“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被帮助者那里，我们只是合作者。”在Paul看来，公益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三者共同的合作。在中国社会呼唤公益，但这一领域却又饱受质疑时，美慈的项目实践、背后的理念颇值得借鉴。
经费65%来源于政府
《21世纪》：我想问一个在中国很热的问题——慈善机构的经费来源。美慈的经费来源是哪里？
Paul：我们65%的资金来自政府，比如美国政府的US-AID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发展服务部)，或欧洲政府、挪威政府等。这些资金无关政治，给我们的这些钱是基于某些基础， 而不是合同。我们不接受从政府而来的一些合同，比如政府说要这样或者那样做。相反，政府会就某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比如苏丹的贫穷问题，巴基斯坦的健康问题。你告诉政府你将如何解决问题，而政府像一个同伴，资助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让自己保持政治独立。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是我们要服务的客户。
《21世纪》：政府为何给这么多钱？另外35%来自哪里？
Paul：政府的资金就在那里，比如美国和欧洲政府，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竞争。政府为什么给你钱呢？因为他们看到你想法的价值。你带来新的想法、新的能力，帮助政府来达成他们的目标。不是政治目标，而是帮助人们摆脱贫穷，覆盖灾难、战争的损失，类似这样的目标。衡量我们项目是否成功的，不是华盛顿或者伦敦的人，而是巴基斯坦这些地方的人们，他们是我们的客户。另外35%的资金从民间的个人或者组织获得，不那么稳定，但能让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主意。我们总是充满新想法，大部分奏效，有一些不一定，我们从错误中比正确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21世纪》：美慈的运营情况如何？
Paul：在上一个审计年度，2011年6月30日，我们一共拥有3.02亿美元，大约4500人，在42个国家运营。我们获得的资金中，日常运营费用平均下来大约占比12%。我们要求我们的资助者给我们15%的运营费用，这样比较充足。在中国，对非营利组织的运营费用有过很激烈的讨论，我首先要申明，我很不喜欢外国人给中国建议，因为中国人最知道中国。非营利组织确保他们有足够多的钱很好地经营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足够多的钱来尝试新的想法。如果没有这部分钱，我们很难成为成功的创新性非营利组织。
被帮助者知道解决方案
《21世纪》：非盈利组织总是要面临很多新挑战、新问题，如何让组织更具有创造力？
Paul：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部分因素是你所雇用的人的特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有的人生下来就很有探险精神，有的人则生来保守，按常规做事。当然，所有类型的人都很重要，都会对社会有所贡献。人们被鼓励，从而具有创造性。如果他们被告诉说，即使犯错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分享你的信息，并改正错误。这种方法对我们很有效，这是我们得到创造力的原因。这不是说，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我们能把事情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非常清楚的大纲和原则，这非常重要。而且，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总是试着尽可能地去接近我们服务的人群。我们相信城市和社区一线的人胜于坐在总部里说应该这样或那样做的人。如果仅仅是外国人带着自己的主意来，那么这些想法将无法在他们服务的社区获得成功，或者说非常难以成功。
《21世纪》：听起来你们允许人们犯错？
Paul：是的。组织如果从不犯错，是因为努力得还不够。这并不意味着会频繁犯错，也不是我们对此不重视，但我们总是要找新的方法和更好的方法来做事情，所以总是要尝试新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现之旅，你知道，第一次你并不一定能够登上山顶。但你需要知道在你遇到灾难之前什么时候该停止。
《21世纪》：你似乎对此深有体会，能给我们一些个人具体的相关经历吗？
Paul：例如你在和一个索马里的农夫谈话，这个农夫比任何人更了解他的土地，他也很有可能知道解决方案。你需要发现在他们脑中已有的解决方案，已有的知识，寻找方式鼓励他们改变。通常他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一直没有获得改变事情的机会。没有人比社区的人更了解自己。他们往往知道答案。你需要给他们的是机会，而非答案。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他们那里，但有一些原因这些想法没有得到实施。可能是经济的原因、或者训练不足、或者科技缺乏，他们从没有得到机会去实践这些主意，而这些是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我们来给他们帮助，给他们自信，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中国不直接服务社区
Paul：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我们直接对社区进行帮助，但在中国，我们的角色是帮助非营利组织、政府一起工作，而不是直接服务社区。比如，我们和扶贫基金会合作，帮助他们建立微型信贷技术。再比如，在四川、云南，我们帮助政府为一些小型社区进行突发灾难的救助项目，比如地震的最开始的几分钟，几个小时，几天中，如何保护自己。中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对灾难快速反应的政府之一，但是在政府援助到达之前依然有一段时间，人们需要照顾好自己。我们有一些从其他世界地方获得的技术，教人们灾难后的几小时如何做。另外，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社会学的项目，帮助儿童从灾难造成的心理创伤中得到恢复。这是一些中国现在还没有的技术。当我们看到需要时，我们去满足需要。
《21世纪》：你们如何选择项目和防范风险？
Paul：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组织。我们的方法有，看商业计划书、进行测试、和被服务对象交谈、进行各种设计并实验，以及和合作伙伴交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中国有合作伙伴的原因，他们真正了解社会、了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且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