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孙髯时代的滇池，有“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的自然景观，有“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的人文景观，如何不令人神往？但如今，朝此方向走一小步也会所费不赀。日前，昆明市拟对滇池流域六个县区的酒店、旅社入住者，按照每人每天10元的标准，开征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
风声一放出，即遭来物议。不过，昆明市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昆明治滇的十二五规划已编制，目标已确定：到2015年，滇池的水质要从现在的V类和劣V类之间达到外海（滇池主体）IV类、草海V类，目下治理的资金缺口达80%。在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昆明在治滇上已分别投资了25.3亿、31.7亿和171.77亿，下了血本，不能半途而废。
应该说，这一目标很低，昆明主政者没玩虚的，没搞畅游滇池或尝滇池水之类的噱头来取巧。但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仍需公共讨论。收费事大，在向谁收、如何收等问题上要慎之又慎，最好既能做到于法有据，又能做到以理服众。
大家能接受的共识是：谁污染，谁付费治理，这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有效率的，符合“谁使用，谁埋单”的收益成本匹配原则。对游客收费不无道理，因为游客也会制造污染，问题是这钱有没包含在票价里，权衡要不要另外再出（因为要鼓励旅游）。更重要的是：滇池的主要污染源是外来游客吗？
滇池为众多河流汇集之所，地势低，几乎要承接整个昆明的水污染。一直以来，滇池流域的第一大污染源是城镇生活污水（工业污水仅为第三大污染源），且污染物排放量及比重不断上升。
昆明环科院论文《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应关注的问题研究》显示，1995年，城镇生活污水贡献的化学需氧量（COD）、总氮和总磷分别为24179吨、5089吨和457吨，分别占污染物总量的45.3%、56.7%和44.8%。2000年，三种污染物排放量依次为32494吨、9835吨和796吨，占比依次为52%、69.5%和53.6%。2005年，三种污染物排放量依次为49010吨、10782吨和980吨，占比依次为62.9%、75.5%和65.9%。
这是说，滇池流域2/3的污染物是昆明市民排放的！2008年，城镇生活污水排放2.5亿立方米，占污水总量的89%！这是城市化的一个副产品。1988年滇池流域城镇人口为180.4万。2008年达到了310.6万，二十年间净增了72%！
看来，昆明如果要开征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主要对象应该是制造了生活污水的本地市民和制造了工业污水的本地企业。鉴于本地市民排放了大部分污染物，此费的主要来源应该是昆明市民，而不应是外地游客。
如果昆明市仅仅为了筹措治滇的资金，那剪外地游客的羊毛是很方便，与收本地市民的钱相比，推行的阻力或会小一些。但如果从减污治污的长久之计出发，根据污染量的大小从量计价，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才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收外地游客的钱，形成的激励是让来昆明没有那么“刚需”的人不来或少来，对滇池减污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也与昆明发展旅游的政策背道相驰。而收污染制造者的钱，形成的激励是让对省钱有“刚需”的市民少用水、少制造污水和循环使用水，就与滇池减污治污的大目标直接挂钩了，既有效率，也公平，假以时日，必收奇效。
这有海内外的成功经验佐证。台湾从2000年开始实行“垃圾随袋征收”的政策，价格为每升0.5元新台币，相对于台北的人均GDP真不算什么。在台北人口略有增长的情况下，均垃圾量由新政前的每人每天1.12公斤，降为2009年的0.39公斤，10年间减少了65.2%！每户月缴垃圾费由新政前的144元新台币，降为2009年的37元新台币，节约了74.3%。
英国伦敦从2003年开始对进城的车辆收取交通拥堵费，最初收5英镑每次，现在涨到8英镑，相对于伦敦的人均GDP，这笔钱似乎不多。但效果太好了，伦敦从此告别了拥堵，对省钱有“刚需”的人要么不进城，要么乘用公共交通进城。本次奥运会旅游者云集，并不宽阔的伦敦街道上，车辆居然也不拥堵。
少制造垃圾和污水及公交出行等，当然是更环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没有人会反对。但人的行为有另一套逻辑，政府再怎么大张旗鼓宣传，环保人士再怎么身体力行，也不如请来价格机制的大神，让人的自利行为与环保目标有效匹配起来。在此基础上，社会舆论和社会组织就可以锦上添花起作用了，环保文明的生活方式就会慢慢扩散开来。
台北的垃圾费和英国伦敦的交通拥堵费，本质上是价格，与其他任何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并无二致。昆明的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何不也变为价格呢？当然，收多少、怎么收，要尊重市场，治污企业或政府与市民之间要有一个讨论、博弈和议价的过程。本地纳税人所缴的税里，如果已包含了部分治理滇池的钱，政府更要一分一毛地晒出来。治污效果不彰，跟资金分配与使用效率可能有莫大关系。
一个现代政府，能够理解市场、尊重市场、借力市场，用尽量少的纳税人钱和尽量少的社会成本，给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正依赖于每一个地方政府向现代施政理念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