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吃牛奶，我要上学，还我父母血汗钱；我叫刘强，今年考起昆明理工大学，因为没钱支付学费，来大理为父母讨血汗钱交学费……”前天，13名孩子来到大理南国城大理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的父母6年前曾在南国城项目打工，开发商拖欠1000多名农民工工资达2000多万元。在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8月16日云南网）
近些年来，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新闻报道时常出现，屡见不鲜。那些为了生存、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有时为了讨要本应属于自己的血汗薪水，都不得不苦思冥想讨薪的手段与对策。讨薪，早已成为了这个社会无比悲沧的表情和时代沉重的话题。
2010年10月11日，在郑州有30多名农民工代表焚香杀鸡祭拜河神将军，以求河神显灵来帮助农民工们讨要工资；今年六月，又有农民工在古都洛阳跪拜范仲淹像，以求其能显灵……可以说，讨薪的策略与方法在今天早已被没有多少知识水平的农民工们过度开发与挖掘了。然而稍感幸运的是，像这样的讨薪行为艺术尽管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行为，但相比那些为了薪水而跳楼、自残的惨烈行径，这种行为毕竟还是温和的。
那么，在这些类似的事件中，到底是什么因素致使那些为城市建设、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们迟迟得不到工资呢？以至于需要农民工们采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的讨薪手法。而具体到此次讨薪事件中，却让满脸尽显稚气的孩子们在烈日下举着牌子，向开发商讨要工资，这又是怎样的场景。在这过程中，为何没有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法律援助或是社会救助？
笔者认为，对农民工缺乏最基本的尊重是导致这类事件出现的首因。尽管我们已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但由于人们思想意识的作怪及现实社会阶层的断裂，对底层人群缺乏尊重，忽视其权利与尊严的行为时有发生。也正是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状造成了一些开发商或包工头一直以来就忽视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从不关心他们的诉求，克扣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试问国企员工、公务员、城市白领等有多少被拖欠工资的？第二点，便是社会缺乏相应的援助救济渠道。在社会事务中，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像这类事件，正是政府职能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援助机构来解决。可以试想一下，在这些农民工讨薪事件中，若是从一开始就有相应援助机构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在法律规章制度内走相应的法律路径，或许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讨薪场景。
所以，此次农民工子女替父母讨薪与那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讨薪行为一样，冰冷的现实场景所折射出的，正是社会对农民工权利与尊严的忽视，以及相应的社会援助机构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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