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9·21地震后，民间的救援组织更专业了。CFP
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众多NGO涌入灾区服务，被公众所认识和了解，这一年，被称为“中国NGO元年”。而在台湾地区，类似的情况也曾上演。
社工介入灾区服务是从矿灾开始，到9·21、5·12、“八八风灾”，“民间组织不仅只是社工，只要有灾害，民间组织就会参与，最原始是参与捐赠，提供人力、物力，功能更细化、专业则是在9·21之后。”施欣锦说。
民间组织监督政府重建
一些社工前辈曾告诉施欣锦，当多年前台湾的矿坑发生坍塌，社工就已进入现场服务，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但那时社工的功能有没被肯定，直到9·21时才慢慢被肯定。”
台湾9·21大地震时，民间组织成立监督政府进行9·21重建的联盟，因为善款大量涌进，NPO(非营利组织)则进行监督。在9·21大地震十年后，重建工作告一段落时，民间捐款有剩余，政府在民间监督的状况下把剩余经费转成民间赈灾基金会。在以后的灾害发生时，赈灾基金会所做的工作能让公众了解到。
5·12地震时，由台湾红十字会牵头，各方组织成立过一个“5·12川震台湾服务联盟”，提供灾后生活重建工作手册。在川震联盟成立一周年进行总结会时，发生了“八八风灾”，联盟内的伙伴则继续回应灾害。
“八八风灾”一年后，根据9·21的经验成立了灾害生活重建服务中心，则可清楚地了解到需要组织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在进入安置中心后需要对安置人员进行什么样的调查。那时台湾有大型组织号召社工和社工系学生进入灾区，一个批次进入灾区服务5天，进去灾区前需进行训练，这个过程看到社工精神的发挥，经验和讯息得到传承，有些社工会在后期持续投入。
专业救援者需被认证
施欣锦介绍，台湾常见的灾害如风灾造成的水灾、泥石流、地震、雨灾等，在台湾的大都市，“如台北、高雄等城市，基础设施如下水道等比较完备，在造成人员伤亡上相对较少。”台湾的都市因基础设施做得较好，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最容易受灾的是最贫穷和偏远的地方，需要大力给他们防备灾的概念，也要求政府把公共基础建设做好，并有当地的村民进行监督。
在气象预报提示可能会有灾害时，应变中心成立，监测系统发挥作用并回报给应变中心，应变中心通常是各地方政府负责。通过这些资讯决定是否上学、上班等，“有的县市会在早上5点前公布”，此时，预防、监测都要进行，由政府部门负责，通过媒体让公众了解。
台湾旱灾很少见，但是当发现水库蓄水不足时，政府会进行限水动作，比如每天轮流在某个区域、某个时段停水，但事前会做宣导，让公众有所准备。尤其在台湾的中南部。施欣锦说，台湾的社区有很多人工修建的水塔，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在停水之前会把水塔蓄满，“只要大家能节约一点，我觉得水塔的水能够度过停水的状况”。
从台湾9·21大地震开始，公众一直被宣导家里要有一个紧急逃难包，“万一警铃响的时候，我们带着包就走，重要的家当都在里面。但是包括我自己，我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而对灾区服务的人来说，他们的防灾意识要强一些。” 施欣锦说。
在灾难发生时，台湾民间组织有专业做救援的，所谓专业救援，是指接受过专业训练。“可能平时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但参加过紧急救援的训练，从头参加到尾，每一阶段单位都会给认证，这些人都会被记录在册。” 施欣锦介绍，她所指的救援是深入灾区，把人救出来，他们并不一定是专职。在大灾难发生时，专职部门的救援人员不够时，一些参与过救援课程并被记录在册的热心人就可以到专业救援团队报到，以团队身份并进入灾区，“我们觉得最好不要一个人进入灾区”。
有些专业人员不需要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这是来自施欣锦的看法，“救出来之后，人员肯定要后送，特别是现场还危险的时候。比如我是一个社工人员，当大家在忙着挖掘时，我在现场起不到作用，还不如在安置中心等。”施欣锦说，重灾区可能道路损毁严重，普通人很难进入灾区，并且会占据专业救援队伍的位置，这也是一种干扰。“政府一定会动用军方，军方统一指挥，我们是做补充的部分。”施欣锦认为对于一些势单力薄的人员来说，不如留在后方，等待前方把人员后送。
灾害后的讯息紊乱
救援的第一步，掌握灾情。施欣锦提到灾情信息从当地获取，防灾、备灾的观念做到社区化，台湾的邻里组织负责人叫邻长，需要掌握区域的人口、受灾状况等，并回报上一级单位。如土石流发生时，因其发生快，避难地点需要在事先准备好，灾害发生时尽量不慌乱。
“我的员工也说，这些灾难小时候也有，那时我们就躲在学校礼堂，灾难结束就回家过正常的生活，怎么会变成像‘八八风灾’，有人选择不回家，怕回家拿不到资源或者分得少一点，人们又被调度到这调度到那，使得回归正常生活又再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要这样呢？” 施欣锦说，他们收到过一些类似反馈，因此当情况稳定时，他们会邀请地方政府一起上山，让他们了解当地发生什么，整个处理过程有哪些值得商榷。
如6·12水灾，6月28日，施欣锦就和桃源乡社会局长一起上山，看灾情修复的状况，并想了解哪些需要被检讨、改善，“讯息有点紊乱，居民有些投机的想法，以为到了安置中心，慰助金、资源就进来了，还有人担心孩子的就学问题。”施欣锦说有几个村子须强制撤村，只有一些必须留守的人员留守，但有一些单位想办法强进并发放物资，“有人就会觉得其实没走也很好啊，其实这样就会给居民一个混淆——他们不走的人反而过得更好。”民间组织强制进灾区会有危险，在灾区到底能否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是造成一个负担，这需要三思。即使进入灾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是不是一个干扰。
第二步，由统筹机构协调什么样的资源该进入，需要救援，就联络救援单位。台湾民间救灾组织有专业做训练救难人员的，施欣锦所在的财团法人介惠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则从信息收集开始，因为工作人员是当地人，身在灾区，有不同状况需要处理，如一些急需药品缺少时，需要协调空投等。如果处在安置中心，则了解政府需要哪些组织进入，类似于信息统整的工作。
地方政府要把关，统一组织。进入灾区之后，救援单位有不同的专业，各种灾害有不同的救援方式。“有的灾害有黄金抢救时间，像泥石流根本没有。”如台湾“八八风灾”时，有整村被泥石流淹没的状况，就牵涉到开挖和不开挖，“我们后来的检讨是不要急着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泥石流力量很大，很容易把人的身体肢解，即使开挖，也很难是全尸，家人愿意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状况。” 施欣锦说那时就暂停了这个部分，经过跟家属沟通，家属同意在地安息，没再进行挖掘。
当在确定人员留在灾区不会再有危险时，但是道路状况不佳，物资输送出问题，影响到灾区人民的生存时，则选择空投。
进入救援后，如何安置则需要政府部门的协调。在“八八风灾”之后，台湾红十字会和政府合作成立备灾中心、安置中心、紧急收容中心，政府部门则了解哪些地方可以安置人员、能够安置哪些人，第一时间由政府部门做分配，民间组织则可以出动人力，接受政府分配工作。在人员入住、资料清晰后，政府部门会与民间组织开会，根据每个民间组织的特性安排工作，各个组织之间也会相互协调，为更多人服务。
投入灾害服务的契机
施欣锦介绍，减灾就是预防的工作，就是防灾，减灾通常被视为平常要做的工作。如救援等如何操作，应该在防灾减灾时就应该构思进去。政府部门的角色很重要，但有时力所不能及时，需要民间组织的配合。这在防灾、备灾过程中已经有任务分工了，在灾区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开会，灾区、居民情况需要回报，紧急应变是两个小时内就需要把信息回报。
日本在电梯、公共空间设有防备灾的设备，台湾的民间组织建议政府考察和学习，并大力宣导。“预防真的很重要，预防的过程则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宣导。” 施欣锦说。
防备灾要落到社区，“如果社区有100人，可能有50个救生艇，相对应的比例是存在的。就像发电机我们每个乡公所都是必备的，设备需要添购，不见得家家户户都有，可以以邻里、街道为单位。” 施欣锦说，她认为灾害服务的工作，各种人、各种专业背景都可以投入，但是投入的时间点和方式是一个问题。“就如医生不见得要前进灾区，可以在灾区的人们出来的地方投入服务。台湾的一些物流公司，就去到政府储存物资的地方做物流管理。运输公司可提供货车来提供货车，可是有些民生物资是很重的，我们不建议在第一时间做这样的运输，除非本地都没有了才会长途运输。各个人都可以参与，但参与是不是要抢到第一线，每一个组织都需要思考。”
澳洲的一个单位，曾捐赠给台东一个安置点一大包紧急维生的物品，但全部是英文，这对于当地部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施欣锦打开后发现，内有滤水、防寒、消毒、照明设备等，“他们不懂，也不敢乱用，同时又说水不干净、没水喝等。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民间组织则应做需求的统计，起到安抚的效果、资讯的通报，而不是抢进哪里，让媒体看到。要真正要做到服务，其实在那里陪伴他们，对他们都是很大的扶持。”施欣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