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家园”：更理性地筹款
2007年到2009年，周伯洁和她的“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动”项目走过了最为艰难的三年时光。而从2010年起的第二个三年，“幸福家园”却迎来她的美好时代，到2011年，“幸福家园”的筹款已经突破千万，当年捉襟见肘的窘况早已不复存在。曾经怀着梦想与激情投身公益的周伯洁已在理性中摸索出一套更成熟的筹款方法。
是合作，不是帮忙
2007年是周伯洁感到最孤独的一年。
当她作为“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动”的项目负责人去和企业筹款时，她感觉到这种交流简直就是鸡同鸭讲，企业关注的是有没有回报。在公益氛围还不甚浓厚的2007年，没有人明白她说的这个网络种树的项目是什么，也很少有人感兴趣，甚至有人认为“幸福家园”项目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当时亿霖诈骗案的阴影正笼罩全国，人们“默契”地对这个闻所未闻的种树项目保持戒心，周伯洁给自己三年时间来证明自己的选择，却未曾想过第一年会如此惨烈。
在这之前，周伯洁在学校做过行政管理，做过销售，也开过拓展培训公司，做得都还算得心应手，转身做公益时，却前所未有地感到前行的道路艰难重重。相比在商业领域做销售，公益筹款要难得多。
那段时间因为内心对于筹款的巨大压力和焦灼，迫使她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作为筹款对象。“那时我跟遇到的每一个人介绍我的项目，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出资帮助我们。”周伯洁说：“我拿着项目去英特尔筹款，一个朋友告诉我，你有点太着急，无形之中给人带来压力，最好能放平心态想想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
朋友的这个提醒让她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筹款的对象？到底该跟他们说什么？在后来的工作中，她逐渐意识到做公益不仅是一群人帮助另一群人那么简单——如果是这种关系，帮一次只有一次。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我们创造价值、享受成果，合作方提供平台和资金，满足他们的公益需求。双方共同合作、彼此获利。
对于一个草根组织来说，这种认识的转变直接带来一个态度的变化——把整个筹款行为当成满足对方公益需求的途径，周伯洁还是会和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的项目，却不再仅限于跟每一个人提钱，她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对幸福家园感兴趣的人，“我们说服不了任何人，除非他自己有这样的意愿。”如果对方表达出意愿，她会不断地问对方，你需要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实际上，倾听远比表达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周伯洁尽量让自己不要给对方带来压力，毕竟对于企业而言，公益只是商业行为中的一个点缀。
不要惧怕有人离开
最近，“幸福家园”和李宁中国一起策划了一次在西安、深圳、上海三站的慈善公益跑活动，每个参跑者需要筹集到足够的善款来获取参跑资格，此举引来质疑声声：参与跑步已经是支持公益，为何一定要参与筹款？
实际上，“幸福家园”组织的所有活动都是需要付费参与的，习惯了公益圈里免费之风的人也许会不适应这种做法，但对于“幸福家园”来说，不盲从、不取悦公众和捐款者却是一贯的作风。“我们要允许大家不接受我们的规则，也许有一些人会因此而离开，但是留下来的正是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人。”周伯洁表示。事实证明这种坚持没有落空，几年前参加过“幸福家园”远征活动的几名活跃者又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次的公益跑。
即使公益圈经历了风波迭起的2011年，他们也没有按照公众所期待的那样在网上晒账单。“公众向我们捐款，就表示接受我们这个商品，没有必要再去细致地公开每一笔的成本。”
在周伯洁看来，公众监督的氛围并不成熟，这样做除了耗去大量的宝贵时间，并无实质意义。
处事从容的周伯洁不是没有遇到过质疑，前不久，“幸福家园”将种树项目从甘肃转到广西，有人质疑在环境较好的广西种树是以公益之名行旅游之实。对于这些批评，周伯洁选择在项目官网和合作伙伴的反馈平台尽可能详尽地予以说明之外，保持适度的缄默。在西北是属于修复保护，当地种树的成活率并不高，对于当地人来说，没有经济效益就很难将项目持续下去，而在广西种树，是属于替代保护，出于环境的考虑是有必要的，作为专业的机构，如果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又何须在意其他人的不接受？
在企业面前，“幸福家园”的原则也从未动摇过，“捐款一块钱却花费十块钱做市场传播的企业，我们会和他们说不。”
是我的合作伙伴厉害
这种理性的坚守让真正有共同价值观的优秀合作伙伴留了下来，2009年，“幸福家园”项目与腾讯月捐合作，在腾讯网上做了一个“网添绿色”的月捐平台，上线第一个月就收入10万元。“幸福家园”也是第一个与新浪合作新浪微博勋章的公益组织，网友参与捐款以后可以获得“幸福家园”设计的特别勋章，这些方式使得网络植树的项目与网友的互动更多样、便捷，也使得捐款更加方便。
东南卫视也是周伯洁最感激的合作伙伴之一，“幸福家园”最初为人所知得益于东南卫视的公益广告，“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会主动考虑怎样用他们的平台做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事情。”
在挂靠中国绿化基金会以前，“幸福家园”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下的一个项目，两个组织曾为了这个项目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
说起这些合作伙伴，周伯洁充满感激地总结：“不是我们厉害，而是我们合作伙伴的平台厉害。”
在合作伙伴面前，不妥协的“幸福家园”却体现出多面性的一面。“每个组织和机构都不一样，当我们在交流中感到不顺畅时，需要调整的是我们自己。”“幸福家园”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正是出于对这种多样性的尊重。
腾讯月捐平台的负责人后来跟周伯洁说起这件事情时笑称：“第一次考察你们这个项目时真觉得不靠谱，但是觉得你人还算靠谱，才决定试一次。”周伯洁记得这个朋友第一次去实地考察时看着满山的小苗满眼怀疑的样子，她当时自信地调侃：“你放心吧，在你有生之年一定可以看到他们长大。”
如今，当地的荒原已逐渐有了生气，“幸福家园”也正在慢慢走向他的美好时代。
新阳光：创造更高价值的社会服务
刘正琛曾和几个朋友谈起一个入狱五年的香港企业家的案例，有人笑道，如果给五千万，损失五年的自由也值得，另一位的话却让他印象深刻：哪用进监狱，如果你能创造价值一个亿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有人会很开心地给你五千万！
刘正琛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新阳光”)的发起人、理事长兼秘书长，新阳光2011年度的审计报表显示，过去一年总收入为911.39万元，总支出也达到了910万。在被问及新阳光的筹款经验时，刘正琛却借着这个故事抛出了一个问题：钱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海水的下面是什么？
你能提供更高价值的社会服务吗？
2008年，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曾申请到一个十万元的项目，主要内容是培训大学生志愿者，并由志愿者来教住院的白血病儿童学太极拳。概念很好，项目计划书也写得很好，执行过程却比预想艰难很多，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太极拳的培训，却由于太极拳学起来难度大，很不成功，也很难像预期那样，找到愿意接受太极拳培训的白血病患儿。刘正琛自己认为这个项目执行得很失败，以至于后来不好意思再去见那个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其实能不能得到钱的关键在于你所做的事情是否有更高的价值。”他说。2009年新阳光拥有合法身份以后，刘正琛更加关注于执行项目的质量、也就是实际的项目价值。去年一年，加上基金会员工的研究课题收入，新阳光的筹款突破千万，增长率超过200%，在刘正琛看来值得欣慰的不是数字的变化，而是团队的完善和工作效率的提升。不久以前，新阳光提交的项目“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系统(IPCC+CRM)”入围2012“芯世界”公益创新计划技术应用奖，从当年的力不从心到有能力接手一个系统、庞杂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设计，新阳光变化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内在能力的提升。
用刘正琛的话来说，就是找到靠谱的人做了靠谱的事。
谁和你一起工作？
2011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工作硕士、拥有英国注册社工资格的杨雅成为新阳光患者信息与支持服务项目经理，她的到来带来了很多新变化。
为了吸引杨雅留在这里，新阳光一改之前统一8:30上班的工作方式，提供了弹性的工作时间，也几乎不给不喜欢出差的杨雅安排出差任务。“在新阳光，目前有21个全职、3名兼职。其中，1位博士，14位硕士，硕士以上学历同事占到了62.5%。全职中有四名大陆海归，另外还有一名中国台湾同胞、一名芬兰籍员工。我们有四位同事毕业于医学院，有九名同事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五位北大校友，三位人大校友。”刘正琛侃侃而谈新阳光的这些“宝贝”，却只字不提钱的事。
尽管也曾遭遇过发不出工资的危机，刘正琛却努力提高同事们的待遇，让更多的优秀者留下来。“一个海归的硕士，除了五险一金等各种保障，税后可以拿到五千。”这在圈子里应该是有竞争力的工资了，刘正琛说，他的理念是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正考虑给大家再加薪。
鼓励学习和深造也是新阳光崇尚的文化之一，除了每周一次的例会，每个星期都会有两三天的时间，刘正琛选在快下班的时候和同事们一起进行讨论班式的培训，大家把这种培训称作“少食多餐”。为了让大家有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新阳光的工作时间是每天7.5小时，从第一年开始就可以有每年15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为了让大家有更多学习机会，新阳光还为员工准备了深造的无息贷款。
这样不惜代价源于刘正琛的一个深切认识——面对资源困境，首先要做的是向内寻求，制造有价值的服务。没有一个好的内部管理机制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服务。擅长数学和金融的刘正琛这十年来最大的转变是：从一个高曝光率的“公益名人”，转型为一个低调、细致、务实的“公益经理人”。他近年来从不主动联系媒体报道，很少将新阳光展示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而是选择了苦练内功。
领导者的责任要想筹到资金，必须要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要想提供高价值的服务，必须要有优秀的团队和不断改善的机制，让团队不断发展；在团队和机制的背后，是深入一线、不断反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领导者。这在刘正琛的眼中，是一条不可割裂的关系链。
尽管百事缠身，刘正琛坚持让自己处在第一线。几年来，刘正琛始终坚持亲自拜访捐赠者，如果有患者前来拜访，他会主动与他们交谈。在2011年8月的一个深夜，听到一位新阳光资助的患儿病情危险时，他当即起床穿好衣服，驱车一个小时在凌晨一点赶到医院，陪伴患者的父亲接收医生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并为孩子祷告。
“我在办公室的时候，门始终是打开的，任何同事都可以随时进来和我交流。”
在许多公益组织的领导者无暇顾及的各种论坛和活动，常常可以看到刘正琛的身影，在他看来，这样做不单单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源，在一个组织中，机构负责人的形象是无法替代的，作为负责人，传播机构的价值观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领导者在一些机会的敏感度上会更高。
回想十年前刚刚创办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刘正琛觉得当时的自己在工作习惯、专业知识、沟通技巧方面有种种不足，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没有停止自我反省和学习，“需要进步的不仅是我的同事们，领导者自己要一直向前走，对于一个机构来说，这是他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