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社会的微观细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促进企业自身更加稳步健康地发展，同时也能为宏观经济注入更多的乐观因素，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正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近日，出席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年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茅于轼：七八年以前，我头一次听到“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名词就非常感兴趣。这么多年下来，“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它也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国际性话题。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所有的企业都要有公益性，就是都对社会做出贡献。因为在一个市场制度的安排下，企业是要赚钱的，它想赚钱，首先就要为社会或者是为老百姓做出贡献，赚钱的方法就是满足人的需要。
我们在社会上享受到的所有的服务，一部分是政府提供的，还有一大部分就是企业提供的。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企业在为大家服务。从这一点看，很明显，企业都有社会公益性。
如果企业赚很多钱，会捐款，会做环境保护活动，或者帮助有困难的人，我觉得是锦上添花。企业的本分是创造财富，只有那些经营得好、赚钱多的企业，有能力用自己的利润返给社会。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言而喻要赚钱，不言而喻要守法，也需要讲道德。讲道德是有成本的，但是讲道德也是有收益的。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不良的企业花很大的钱搞公关，以慈善作为幌子欺骗老百姓。
企业行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双赢。企业赚钱，并为社会创造财富。当然,企业不能为赚钱而损害环境。
茅于轼：我之前说了，企业都有社会的公益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一种企业叫做社会企业呢？因为这些企业不但有一般的公益性，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有的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有的对弱势群体有所帮助，比如低收入者、残疾人或者妇女。我认为这些社会企业应该得到特别的帮助，国家和社会要帮助它们成长起来。
社会责任企业的特点是它不但提供产品，还要投资于社会责任。据我所知，在发达国家有很多投资，有专门投资社会企业的。在中国，这类投资还不够发达。其实有很多有钱的人，他愿意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但又不希望把自己的钱花掉，至少能够保本，最好还能赚一点。这样的钱应该把它收集起来，加以发展，应该吸引更多有钱人，把钱用到社会企业投资这方面去。
茅于轼：社会企业应不应该赚钱？赚了钱要不要分红？对这个问题，据我所知有很大的争论。我的看法是：首先，既然是企业，一定是通过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赚钱的，一定是双赢的。第二，为什么要有社会企业呢？因为这种企业对社会有好处，我们希望更多的人都参与进来。所以我认为可以分红，因为分红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性的企业，即社会企业中来。不但参与了而且还赚钱，这样可以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公益时报》：您怎样评价中国企业家群体对社会责任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
茅于轼：中国的企业是从无到有的，改革开放以前没有企业，只有机关、工厂。有了企业就有了企业家，他们能赚钱，而且把事也做成了。二三十年下来，确实有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家，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中国企业家跟美国企业家有所不同，他们赚钱有很多压力。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企业家赚钱有他的道理。有些企业家做社会责任方面的事业，有点儿迫于舆论，说我有原罪，我就赎点儿罪。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家害怕露富，比如说汶川地震捐款，有的企业不希望写名字。再比如我所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没有财源，就靠捐款。但是很多企业家捐款时要求不要说他的名字，也不要说他的企业。这说明他们有顾虑，这是中国社会妨碍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发展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现实是，在发达国家，做社会公益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所以，有很多NGO帮助企业做这些事。企业要做自己的业务，不可能专门做社会公益，所以企业往往是出钱让NGO来做，这个做法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的情况是，NGO成长很困难，这就造成企业做社会责任时遇到各种障碍。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让企业家赚钱，理直气壮地赚钱，我们的社会要保护企业家。同时，政府要帮助NGO成长，让他们来帮助政府、帮助企业来做社会公益，这是非常关键的。
《公益时报》：您认为公益创新的推动力量来自哪里？
茅于轼：公益创新在中国还是比较新的概念，有很多机会需要大家探索。
首先，谁去做公益创新？应该由机构而不是单个的人来做，单个人很难做。这个机构是什么机构？公益创新应该由NGO来做，它不是消费者、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而是非政府、非营利的机构，由这些机构来讨论，有什么事情政府没做到的，它们可以帮着做、如何做。社会需要就是公益创新，这个空间非常大，可以做很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