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武汉市汉口三金潭小区一处厕所围墙上，惊现一行红色大字，“外来民工禁止入内，违者罚款二百”。据修建这个厕所的业主解释，因为这一带外来农民工较多，常来这里上厕所，把厕所卫生弄得很脏，所以才写下这样的告示。(《武汉晨报》3月26日)
那一行刷在厕所墙上的大红字，很鲜艳，很扎眼。不只外来民工看得明白，附近来来往往的市民都能看明白。不过一个厕所而已，何以又是禁止入内，又是罚款二百，杀气腾腾，大张挞伐，一定要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呢？谁给了书写者这样十足的傲慢呢？
外来民工人数众多，在如厕时，偶或不讲卫生、弄脏厕所，也是不可否认的实情。但这也并不能成为公厕拒绝他们入内的理由。一方面，外来民工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群体，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的素养都整齐划一，城市居民应该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另一方面，外来民工素质的提高，恰恰在于其与城市居民日常的互动、交集乃至碰撞，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矫正与提升。
也就是说，外来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并置身于陌生人的社群中间，这仅仅是进城的第一步，是一个开端。接下来，还需要学习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熟悉相应的一些准则。这其中，就包括如何使用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居民即便是出于自身生活的便利、顺畅，也有责任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仅仅是指责、驱赶乃至拒绝，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城市农民工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频遭冷遇，甚至呵斥。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就此批评城市对待农民工的冷漠。其实，城市的冷漠绝不仅仅体现在乘车、如厕等细微的小事上，更体现在时下城市对外来民工整体性的壁垒上。
比如，大批外来民工很难在城市里有一个相对稳定、体面的居所，尽管经手建起的广厦何止千万间，却很难有一间可以安顿自己的身心；外来民工的孩子要么跟随老人留在乡村，成为留守儿童，日复一日地盼望着能够跟着父母一起进城生活，要么果真跟随父母进城，却找不到一张摆放书桌的地方；外来民工还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有病只能挺着，或者到黑诊所随便诊治一番……
可以说，汉口那处厕所围墙上的红字，是写在墙上的公开的拒绝；而城市对待外来民工整体性的制度壁垒，却潜藏在看似正常的生活之中。若说“红字”，写在城乡壁垒上的“红字”更扎眼，更让人难堪。
更进一步讲，很多时候，像汉口那个公厕的业主之所以敢于自行禁止民工入内，并悍然罚款，其实正是因为城市制度层面有意无意的纵容和鼓励。即，城乡壁垒之下，市民的傲慢几乎可以说是随性所至，略无挂碍。
19世纪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让人警醒，并深刻反思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歧视性制度。时至今日，检讨一下我们周边的生存环境，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民间的自发规定，一样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歧视之举。这样的“红字”不仅昭示出当事人的无知与傲慢，也让整个城市为之蒙羞，到了该去除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