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维权渠道维护法律尊严———
5年，20873个热线电话、4146件法律援助案件、18764人次接待咨询、44本专著、10万字调研报告、数百条立法建议，民间公益机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历经风雨，逐渐成长。中心主任黄乐平说，弱势群体的声音如果长期被忽视，中国社会将失去互信并变得暴戾，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是义联存在和坚持的理由。
缘起：偶然中的必然
义联的诞生，缘于一个偶然事件。
2003年，28岁的黄乐平在一家企业做法律顾问。在单位组织的一次篮球比赛中，他意外摔伤，然而迎接他的不是单位的关怀，而是强势企业拒绝给予工伤待遇的人情淡漠。
尽管事情最终得以解决，黄乐平心中却留下了大大的一个结。这使他想起几年前姑父的遭遇：在广东打工时在工作岗位上中暑而亡，家里连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拿到。
“无论是广东的加工厂还是北京的大企业，多少都有些财大气粗的傲慢、对法律的轻视和对劳动者权利的不屑。”黄乐平说，这让学法律的他极不服气。
不平则鸣。2004年，黄乐平开始编写工伤维权专著。在两年时间里，他编写工伤维权著作7部，其中《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一书首次印刷5000册，3个月即售罄，6年间重印了7次。
这样的“成绩”，坚定了黄乐平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工伤维权的决心。黄乐平说，如果我的那次工伤是促使义联成立的偶然因素，那么整个社会工伤维权的严峻现状则是其必然因素。
2007年10月，义联在北京正式成立。5年间，义联的全职员工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5人，长期志愿者维持在10人以上；直接代理了逾4000件法律援助案件，接听了2万多个咨询电话，为数万名彷徨无助的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1.38亿元。
既维权，又维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黄乐平认为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
“中国社会正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相互间需要了解和妥协。而现实情况是，一些弱势群体缺乏表达、申诉的渠道，权益得不到保障，由此激发出不少矛盾，甚至有围堵政府等极端事件出现。”黄乐平说，义联希望通过法律途径为弱势群体有序地争取权益。
2010年6月，北京市房山区政策性关闭小煤矿，尘肺病群体性暴露，涉及农民工近千人。一些职工代表到义联申请法律援助时，声称要上街游行示威。
黄乐平感到事态严重，一方面努力稳定工人情绪，一方面紧急向北京市司法局汇报情况，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在义联的积极介入下，工人们放弃了过激行为，涉案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获赔超过5000万元，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相关领导对此案做出批示，时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王安顺批示：“既做维权，又做维稳，义联做的是好事”。
引导弱势群体理性维权、依法维权，是义联的宗旨和法则。“虽然走法律途径很多时候耗时费力，但这是一条更有意义的路，不仅能为农民工讨回公道，还会为法律获得信任与尊重尽一份力。”黄乐平说。
民间的力量很重要在始终按照法律规定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同时，义联律师团队根据长期接触的实际案例，提出了大量的立法建议。
根据案例研究和对当事人的访谈，义联先后发布了《工伤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2009)》《职业病调查报告(2011)》《社会保险先行支付调查报告(2011，2012)》等研究报告，系统性地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这些建议有不少被吸收到近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社会保险法中，尤其是职业病防治法修订时，义联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全程参与的民间机构，多次受邀参加全国人大、卫生部的相关会议，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间的力量很重要。”黄乐平说，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吸纳了我们13条建议，这不仅是义联的成果，更是民间组织参与立法的一次突破。这表明，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国家开门立法的路一定可以越走越宽广。
不懈的坚持和专业化的服务，让义联团队获得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不过，与大多数民间组织一样，目前他们的工作条件仍较差，收入水平也不高，成立以来，义联已搬家5次，至今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
是什么支撑着义联一路前行？“义助残弱，贤能多为，彰显传统士人情怀；草根精神，专业路线，诠释现代公益追求。”这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对义联的评价，也是义联团队身体力行的信念和前进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