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11月20日，中国公益研究院发表了《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的20年报告，陆士桢是报告主要编撰人。
全世界没有专业的儿童行政体系的国家相当少，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早在1992年，中国就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但事实是，儿童权利保护还存在着很大缺陷。
□热点各地频发事件儿童成受害者
在机制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能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多走一步，多负责一点，这些惨剧就能减少一点。
记者：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20年来，对儿童权利保护您怎么评价？
陆士桢：我国签署儿童权利公约比较积极，也努力去落实，但由于中国发展很快，儿童问题复杂性也越来越突出，欠账挺多，加快步伐才能有突出成效，现在还不够。
记者：近期儿童权利保护出现一些热点事件，比如贵州毕节5个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箱中。儿童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陆士桢：贵州毕节儿童的惨案，有整个救助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也存在教育制度给学生造成的学习压力的情况。
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的观念需要不断提升，所以儿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建设问题。
记者：中国现在对流浪儿童也进行了一些保护，比如“送流浪儿童回家”，您怎么看？
陆士桢：过去我们对待流浪儿童比较简单，送回家就完了，现在儿童问题复杂化了。
以前儿童可能没钱就跑了，但现在可能和家长关系不好、学习压力大，和同学打架，都有可能是他逃跑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简单的遣送不行了，流浪救助站里要配社工解决孩子的情绪调整、后续发展等问题。
但现在还没有完整的解决儿童问题的机制。在机制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能从儿童权利角度多走一步，多负责一点，这些惨剧就能减少一点。
记者：最近还发生了比如温州车展上的儿童车模、温岭教师虐童等事件。
陆士桢：全世界也没有将儿童模特作为行业的一个类别，尤其是车模，这是由猎奇等原因造成的，我个人非常不赞成。
车模是一种销售的商业行为，把孩子放在商业行为中，本身就有问题。
这侵犯了儿童的发展权，是一种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体现在孩子的价值观上，很多家长追逐功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发展。
记者：温岭虐童的教师最后被释放了。
陆士桢：虐童明显触犯了儿童的权利，但我们现有的法律没法判这个教师，这更说明了法制建设还需要时间。
记者：如何防止这类问题的发生？
陆士桢：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很差，所以在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成人社会对儿童的管理过程中实施暴力相比成人之间更容易，要有特殊的法律予以制裁。
还要有很好的监控体系，儿童受到欺压表现出来也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很好的监控手段，这样才能保障儿童的安全。
□现实公约履行集中在生存权
一些儿童问题已经不是光给钱就能解决了，对于针对特殊群体提供综合服务方面，我们国家政府层面的工作几乎没有。
记者：履约这20年中，政府在保护儿童权利中还有什么不足？
陆士桢：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儿童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四方面权利。
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比较多地放在了生存权，我们首先关注特殊困难孩子的问题，偏重弱势，但对于大多数孩子权利受损的情况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解决孩子学习压力的问题，孩子现在生活不快乐、不幸福，压力很大，没有人为孩子提供学业发展辅导和良性心理引导，在这些方面我们很欠缺。
记者：在参与权方面，受传统观念影响我们好像很少让孩子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
陆士桢：对于参与权，我们这些年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十八大，也有两个儿童记者，媒体很关注，也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社会问题，但这不具有普遍意义。
记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陆士桢：我们不习惯儿童参与，每年评优秀儿童电影、电视剧，都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做评委，哪有什么儿童评委说哪个儿童电影最好。
记者：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
陆士桢：在家里，让儿童参与讨论解决家庭问题；在学校，让儿童参与正常教学，并发表意见；在社区，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及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践。
□问题儿童权利保护机制空白
处理各类儿童问题的完整机制没建立起来，比如一个孩子受到家庭暴力，谁举报、谁受理、谁处置、谁落实，这些都没有。
记者：法律上是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陆士桢：现在未成年保护的法律基本都是宣传性、号召性，不具体，特别是当儿童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相关法律无法给予惩处，执行层面的法律少，这也是未成年保护法中最大的问题。
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老师侵犯了孩子的权利，我经常劝家长，如果没有本事把孩子调到别的学校，你就忍着。
记者：也没有预防侵犯孩子权利的措施？
陆士桢：我们的主体法律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其实是被动的法规形式。
一个国家儿童法律法规的未成年保护应该以儿童福利法为主体，儿童福利法其实规定了一个国家对儿童的基本义务，即国家对儿童基本福利的保障。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儿童福利法，但我们没有，整个未成年保护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记者：在保护机制上，目前政府还没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儿童问题进行处理。
陆士桢：我们保护未成年人的行政运行机制也存在问题。
在国家层面，没有专门做儿童工作的政府部门，从上到下都没有。国务院系统没有儿童的工作机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是一个综合协调机构，没有执行、调动资金、立法的职能。
好多部门包括民政部、妇联、团中央都在做儿童工作，但缺乏整合和统领。
记者：在这些机构中，有处理各类儿童问题的机构吗？
陆士桢：应该是有，但不完善，处理各类儿童问题的完整机制没建立起来，比如一个孩子受到家庭暴力，谁举报、谁受理、谁处置、谁跟踪、谁评估、之后谁来落实，这些都没有。
记者：现存的机构在处理儿童问题方面有哪些问题？
陆士桢：涉及儿童权利保护的这些工作机构和从业人员，缺乏儿童权利的观念。
我曾经做过童工的研究，我们国家多次集中运动式地突击检查童工问题，叫“特别行动”。但好几次牵头单位都是工商管理部门，把它作为整顿经济秩序工作来做。
对于一个童工来说，解救回家只是第一步，这个孩子未来怎么发展？谁来解决他后续的问题？他在童工阶段受到的摧残，谁来帮他缓解？这些大都没有落实。经常是送人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回到单位，那个孩子又被送到别的地方去当童工了。
□建议
建行政机构主理儿童问题
儿童问题容易被忽略，这与执政理念、不良政绩观、解决儿童问题成效慢、对大局经济影响小等原因有关。
记者：应建立什么样的行政机构，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陆士桢：一方面在国务院成立副部级的儿童局，全面负责政策的制定、儿童综合协调、儿童保护及发展等工作。
儿童行政机构层层覆盖至各省直到社区，在社区设立儿童福利员或者儿童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达到儿童问题有人解决的目的。
另一方面有处置性机制，对发生问题的儿童，有受理机构进行干预、评估。
记者：处置性机制应当是什么流程？
陆士桢：比如发生家庭暴力，就可以到儿童保护机构受理投诉，这个机构评估是谁的问题，是否需要报警，如果不需要警察，是否需要社工对孩子进行心理治疗。此外，还要评估孩子的家庭是否适合继续监护，如果可以，就把孩子送回家，如果不适合，就把孩子送到专门的收容寄养机构，通过社工的心理治疗，由专门的机构再对孩子进行评估，决定孩子是回到家中，还是继续在寄养机构等，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但现在我们都没有。
记者：为什么一直没有建立这个机制？
陆士桢：我认为这与执政理念以及不良政绩观，解决儿童问题本身成效慢、对大局经济影响小等一系列原因有关。
记者：大众对儿童权利是否也存在忽视的问题？
中国孩子为何不快乐？家长把祖辈的期望放在孩子身上，他不是独立的个体，是承载着家族使命，甚至社会使命的客体。因此，儿童的独立性是受到制约的。
记者：针对儿童权利面临的种种问题，有什么建议？
这个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在立法、司法保护、政策构建、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民间组织和社区为两翼，发挥各自优势，社区更是一种综合性的、基础性的服务。
学校和家庭为基础。在学校和家庭进一步普及儿童权利观念。
儿童为中心。在儿童权利实施的过程中，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潜能发展的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