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管理；加快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健全公益项目创投和招投标机制；探索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制度。”这几句话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社会组织来说意味着“注意力”、项目资金，以及行业空间。
用“激动”、“振奋”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一点也不矫情，首次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吕朝和郭小牧都这么说。出身“草根”公益机构的他们，亲历沪上社会组织的从边缘到主流的变迁。不论是政府工作报告对社会组织的关注，还是从业者走进“两会”的现实，都是对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参与者身份的肯定。然而，在为行业建设热潮欣喜的同时，他们还在做着“冷思考”。
“借助社会力量开展群众工作”的益处
“就像30多年前的民营企业一样，社会组织开始被知晓、被谈论、被接纳。”市政协委员、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郭小牧以前是一名中学老师，2002年到一家美国慈善机构工作，2007年创办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这段时间正是上海社会组织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从业者的心情和当年的民企人类似，“很兴奋也很疑惑。”
市人大代表、徐汇区房管局局长陈继刚对社会组织的价值颇有体会:近两年，上海出现不少从事住宅物业服务的社会组织，比如在徐汇区田林街道，一个叫“和房家园”的机构受街道委托为辖区所有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指导，调解物业纠纷。由于社区需求强烈，机构人气很旺。
陈继刚表示，这类合作让政府主管部门看到“借助社会力量开展群众工作”的益处，他透露，徐汇区正考虑把社会力量引入旧住房综合改造事务。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的进程和政府的职能转变步调一致。“政府购买服务”便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让渡空间的典型操作。
上海在2011年首次提出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各区县纷纷出台相关措施，闵行、虹口等区每年拨出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购买公益服务项目。
“政府资金的投向意味着一种导向，让社会组织在开发项目时更多关注目前社会尤其是基层社区最急切的需求。”市政协委员、上海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主任吕朝表示。
从机构能力建设的角度，郭小牧不鼓励社会组织完全靠政府招投标资金生存。她创办的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曾是招投标中标“大户”，“2011年拿了600万左右的政府项目，那时机构收入有70%到80%来自政府。2012年我们‘收缩战线’，更注重向市场筹资。”“资金渠道越丰富，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越强，这一点社会组织和企业是一样的。”吕朝介绍，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的收入只有40%来自政府，“我们有意控制比例，避免太依赖政府喂养。”
政府应成为聪明的购买者
作为国内最早接受“公益孵化”概念的城市，上海很早就出现了民间创办的“公益孵化器”。孵化器用专业方法培育、指导社会组织的成立和运作，帮助很多社会组织顺利起步。现在，“加快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的表述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起源于‘草根’的创意被纳入政府的制度设计，这是对从业者莫大的鼓励。”吕朝说，“需要注意的是，孵化器建设不能一哄而上，要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目前，上海的孵化基地不仅出现在市区两级，很多街道也试着办起公益组织孵化基地，主要培育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对此，吕朝持保留意见，“孵化器不只是一栋办公楼，社会组织孵化有很强的专业性。”有时候，费力筹建孵化器培育“属地化”的社会组织，不如学着做个聪明的购买者。
郭小牧最在意的问题是:总在说购买服务，却没有人懂得社会组织的服务该如何定价。
“社会服务不是工业产品，没有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可资参考的定价方式。在社区开展慢性病防治项目，怎么考察服务绩效呢？”郭小牧说，现在政府购买服务，定价全凭经验，其实很不科学，“这在行业发展初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今后必须制定定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