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西安鼓楼广场附近，艾滋感染者秦跃杰竖着“请人喝茶”的牌子要请路人喝茶。当日，一场“艾滋病感染者请你喝茶”的活动举行。图/CFP
截至今年10月，累计报告感染者及病人1.2万例；男男性行为人群感染率较高，需采取措施控制
北京市卫生局29日通报称，近五年，北京市艾滋病报告数年平均增幅达17%，呈明显上升趋势。连续多年的艾滋病哨点监测提示，一般人群的感染率保持着较低水平，但北京市男男性行为人群感染率较高，需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男性同性性行为感染比例上升
据北京市卫生局介绍，自1985年报告全国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截至今年10月31日，北京市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12424例。
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负责人表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的比例上升尤为明显，已从2008年的35.9%上升到2012年的69.5%，明显高于异性传播所占的比例。
累计免费治疗艾滋病患者3110人
北京市各区县推广在社区开展艾滋病性病重点人群宣传干预工作，高危行为人群HIV检测率较2011年大幅提高。截至2012年10月底，北京市暗娼人群、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累计HIV检测率分别达到了59.6%、85.4%、70.1%。
北京市卫生局介绍，北京市已累计免费治疗艾滋病患者3110人，现治患者2847人。
北京市现有的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除为患者提供诊治外，还为患者开展涉及营养支持及体育锻炼、机会性感染预防与自我监测、心理减压、艾滋病家庭护理与消毒隔离等。
中医治艾项目累计治疗313人
北京市自2005年启动北京地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确定了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地坛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定点医院，承担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项目任务。
北京市卫生局介绍，目前北京市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项目累计治疗艾滋病人313人，正在治疗290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稳定和提高机体免疫力功能等方面取得较好的疗效。
■ 热点
“小峰这件事我承认策划”
天津一民间防艾组织负责人提出，当知情权和生命权冲撞时，该如何选择
【对话动机】
李虎
男 38岁
天津海河之星感染者关爱小组负责人
HIV病毒携带者
感染8年
11月12日下午6时，艾滋病感染者小峰隐瞒病历进行了肺癌手术。得知手术成功的消息，天津海河之星感染者关爱小组负责人李虎发布了一条126字的微博。此后，李虎和小峰引发网络争议。11月26日下午，李虎和其他12名民间防艾组织的负责人及患者一同，与李克强面对面座谈。近日，在与记者进行对话时，李虎又回忆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说道，“我是草根，只要平等。”
“与李克强副总理面对面”
新京报：座谈的地点在哪儿？有什么感受？
李虎：在卫生部，李克强副总理就坐在我的正对面。当我把建议信亲手递给他时，心里百感交集。
新京报：大家发言时间有多长，主要说了什么？
李虎：我的发言大概有五分钟，主要说了艾滋病携带者在就医、就学、就业及生活救助等方面存在的难处，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有一条建议是，建立对于因职业暴露而感染的医护、警察、疾控等相关人员的赔偿、补助鼓励机制。李副总理表示认可，并且非常感动。
河北的志愿者反映了通过医疗感染成为病毒携带者的群体的困境，很多病友因为经济条件差，放弃了治疗，希望能完善社保机制。还有的志愿者提出，民间救助组织的生存现状，存在着注册难和交税难的问题。
新京报：注册交税难是常态吗？
李虎：我的组织在天津艾滋病性病防治中心做了资金托管的，没有注册，也没有交税的压力。但据我了解，目前很多跟我们一样的草根组织存在这方面的难处。李副总理最后总结时也提到，民间组织面临的注册限制问题影响了艾滋病防治工作。李副总理说了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公权力的歧视更要严格惩罚”。还有一句说，艾滋病防治需要全民参与，想办法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
“对于小峰这件事从来没动摇过”
新京报：现在小峰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李虎：我跟他通了电话，他现在恢复得很好。但对肿瘤医院拒诊的行为很气愤。
新京报：会告肿瘤医院吗？
李虎：看肿瘤医院最终的处理结果吧，这个还说不准，也要尊重小峰的意见。
新京报：微博发布后，有网友说你炒作，你怎么看？
李虎：这些天，也有人劝我，让我删除微博，但我没有动摇过，从骂我到指责我，我都没有任何动摇。我承认小峰这件事到今天，有策划的成分。但李克强副总理能批示却确实有些出乎意料。还是要感谢这些网友，无论发表怎样的意见，都感谢大家的关注。
新京报：为何会支持小峰隐瞒病历做手术？
李虎：HIV和肺癌，一个影响生活质量，而另一个威胁生命。隐瞒病情做手术，对医护人员来说，可能有风险，但坦白病情后无法手术，对患者来说，一定会有风险。当知情权和生命权冲撞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做防艾组织 未来的路还长
新京报：你做防艾工作多少年？这些年政府对群体的关怀情况怎样？
李虎：海河之星成立至今8年。平时我们经常与卫生疾控部门联系，政府对我们也比较重视，但是一些政策和指令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难落实。
新京报：怎么想到成立海河之星？
李虎：2006年6月，我被查出感染HIV，我以为马上就要死了，因为不会筛查，很多信息让我非常恐慌。通过电话咨询，我结识了地坛医院王克荣护士长。之后也开始结识病友、专家、以及NGO志愿者。
我想应把更多信息传达给天津的病友，和感染者“大华哥”一拍即合，我们把名片送到疾控中心，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与你聊一聊，普及知识，也减轻心理压力。
新京报：打来电话咨询的病友最关注的是什么？
李虎：关注的最多的问题是，他们会活多久。此外，病友会问及服食药物的知识，这些东西他们很少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
新京报：机构平时会做哪些工作？
李虎：会做知识普及、心理疏导、还给病友提供交流交友平台。目前有六个工作人员，其中五个是感染者。
■ 纵深
民间防艾组织注册之困
主管部门难找成注册阻碍之一；民政部官员回应，今后注册门槛有望降低
“就像在寒冬中看到了迎春花儿”，昨天，北京民间防艾组织“你好，志愿者”负责人肖冬盯着网上转载的报道一阵感慨。
让他如此兴奋的，是卫生部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的一番表态：“卫生部、民政部正在会商，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联合发文，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予以(登记)注册便利。”对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中自我繁育的民间防艾组织，这代表着政府对其认同和支持，“看到了希望，但冬天还没过去。”感慨过后，肖冬低声说。
现状 没有身份的尴尬
“你好，志愿者”是北京最活跃的民间防艾机构之一，志愿者全部来自“男男”同性恋人群，致力于为这个易受艾滋病病毒侵害的人群开展疫情检测、行为干预和感染者关怀服务。
然而，成立8年来，“你好，志愿者”几经更名却始终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既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也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这意味着他们没有银行账号、公章，很难像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一样申请到政府购买服务。
2005年以来，“你好，志愿者”先后配合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朝阳、西城、石景山等区县疾控中心，完成了多项“男同”人群的艾滋病检测、干预项目。
但这些项目资金，“你好，志愿者”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先打入疾控部门、性艾协会、预防医学会或朋友公司的账户。“有时候活动需要用钱，但这些单位负责人不在，无法审批，就只能干着急”。
在民间防艾领域，“你好，志愿者”的境遇，并非个案。
孙新华坦言，全国各省约有1000多家民间防艾组织，“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登记的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和卫生疾控部门有联系的民间防艾组织大约60多家，绝大多数没有登记注册。
11月26日“仁爱社区”负责人程祥，代表北京民间防艾组织被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见。
“仁爱社区”因为没有合法身份，程祥说，志愿者连工资、三险一金这些基本保障都没有，“更不要提职业荣誉感”。
程祥坦言，除了自己，“仁爱社区”的其他志愿者全是兼职，只能按项目或活动，拿到短期的劳务补助，这导致“志愿者队伍流失很快”。
尝试 难以跨越的门槛
2010年，一场看似到来的转机，却让肖冬再次失望。
那年底，北京市社工委开始枢纽型社会组织认定工作，表示要培育、扶持民间社会组织，“放开”登记门槛。
第二年初，肖冬拿着准备好的材料满怀希望地找到朝阳区民政局社团办。但“工作人员一句话就把他顶回来了。”工作人员说，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仍然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肖冬连资料袋都没打开，扭头回来了。
根据现行法规，民间组织要在民政部注册，还须先找到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两个婆婆”的监管体制，是民间组织注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服气的肖冬开始找业务主管部门。朝阳区疾控中心一直与“你好，志愿者”合作密切。肖冬记得，数年前，朝阳区卫生局局长师勇曾对自己说，未来可以考虑让朝阳区疾控中心做“你好，志愿者”的业务主管。
但面对肖冬的请求，朝阳区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也颇为为难地拒绝了肖冬的请求。
拥有合法身份的梦想，只能再次搁浅。
今年年中，看到“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报道，也为了顺利争取到中国疾控中心有关“男同”人群防艾的项目，肖冬再次为注册做准备。
他想去市民政局碰碰运气。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了。中秋节前，北京市性艾协会邀请市民政局社团办相关负责人座谈，希望民政部门了解民间防艾组织的工作，并能为民间防艾组织注册“行些便利”。
肖冬和程祥都参与其中。程祥说：“听了民政部门的介绍，觉得注册更难了”，仅“注册资金需要几万元”这一“门槛”就让这些“草根”组织无力跨过。
未来 资金链条的隐忧
让肖冬最担心的是，如果“你好，志愿者”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身份，将要面临开支增大的难题。
11月26日，已经注册为“民非”的北京康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王若涛向李克强说出自己在注册后的困难：虽为公益组织，却仍需按收入缴纳营业税。
此外，成立民非单位，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必须有单独的财务人员，否则很难通过年检，这些增加的固定开支，对运行资金捉襟见肘的社会组织来说，都将成为新的负担。
王若涛希望，国家不仅能在民间组织注册上出台扶持政策，在税收等问题上也给予民间组织更多优惠。
不仅如此，对未来，诸多草根组织最担心的还是项目资金保障问题。
长期与民间防艾组织合作的北京性艾协会会长郑志伟说，目前，绝大多数民间防艾组织的运行，依靠国际基金开展的防艾项目。
以北京为例，中盖项目和全球基金每年将三四百万元资金投入京防艾项目，通过北京性艾协会，向全市近20家较活跃的民间防艾组织分配。
此外，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每年也会向防艾社会组织下拨一些活动支持资金，“每年二三十万元左右。”郑志伟坦言。
但最晚到明年8月，两项国际防艾资助将全部结束，郑志伟说，如果政府支持跟不上，来自高危人群中的民间防艾组织多数将“熬不过去”。
2005年以来，2万多人次接受了“你好，志愿者”开展的艾滋病快检服务，300余人因此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接受国家关怀治疗，这让肖冬有些担心，如果资金链断裂，培养起来的工作模式将付之东流。
■ 部门回应
注册难度将下降更多财政资金支持
11月26日，卫生部。
座谈会上，李克强反复强调，在防治艾滋病领域，社会组织的作用特殊、不可替代；而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同样需要发挥好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作用。
当天，李克强还在防艾会议上指出，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社会组织以扶持，研究建立防艾基金，多元出资给予支持。
程祥对注册又有了希望，“这意味着组织更规范，有更多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人员也会更稳定”，
肖冬想起，2011年艾滋病日前夕，温家宝总理也曾提出，政府应大力扶持民间防艾组织的发展。“希望两位总理的话，能让我们更快感受到政府的行动”。
记者了解到，目前有关社会组织登记条例正在修订，“两个婆婆”的管理模式有望改变。昨天，民政部民管局副局长刘忠祥说，民间防艾组织作为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今后在民政部门注册应该“难度不大”。
一方面，很多地方陆续出台政策，对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不再需要找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疾控中心可以作为业务指导；另一方面，一些尚未开展“直接登记”的地方，民间防艾组织或可以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以便更好地开展活动，申请政府购买服务。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则承诺，国外防艾资金撤出后，北京市卫生局会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这些防艾专项财政资金，也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公开、透明地向防艾社会组织招标。防艾服务的政府购买，不会以“是否在民政部门注册”为条件，而是“以能力，以服务贴近性、有效性”为评判标准。
肖冬说说，最终能否在民政部门注册，并非关键问题，关键是政府部门能否开放更多资源，愿意和民间草根组织合作开展防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