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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我国“十二五”期间扶贫工作作出规划。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表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国大规模扶贫开发，目标就是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和温饱问题。我国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持续攀升，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2002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79亿元。
就在此之前几天，1月1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2012捐赠人大会”，2012年扶贫基金会最大的一笔“收入”是国家开发银行的10亿元贷款。这10亿元将用于小额信贷扶贫，成为国内小额信贷领域迄今最大额度的银行合作项目。该基金会2012年度使186.76万贫困人口受惠。
小额信贷被视为扶贫的一个重要方式。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博士因创立格莱珉银行(也被称为“穷人银行”)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小额信贷在我国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并进入公益领域，亦出现多种创新尝试。其中有“类尤努斯式”的“山西富平小额信贷”模式，有“宜农贷”这样由企业推行的“P2P”(个人对个人)的“类公益”项目，也有由基金会推出的小额信贷类的公益项目。小额信贷因其自身的金融属性而受到金融类法规的管制。在我国，除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吸储，这使小额信贷的大规模发展受限。
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计算，到2011年底，我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22亿人，小额信贷扶贫发展空间巨大。银行的资金注入能否开启小额信贷大规模发展之路?在我国，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发展如何?金融领域的公益创新尝试将走向何方?而未来，我国能否诞生格莱珉这样的“穷人银行”?
选题策划：刘丽波
吴敬琏等参观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料图片)
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给当地妇女发放小额贷款
1月1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捐赠人大会上发布《2012工作报告》，2012年度惠及186.76万贫困人口
“我叫陈淑香，有一儿一女，他们都在大连工厂上班，丈夫在外打工，我一人在家种地，操持家务。我家盖了新房，为此欠人2万元外债，我着急还别人钱，看别人种蘑菇都挺挣钱，就也想盖棚子种点儿。”陈淑香是辽宁同江峪的一个普通农民，在中国广大农村，像陈淑香这样有小额贷款需求的人数以百万计。
“别人告诉我‘中和农信’能帮助我，我就试着给信贷员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信贷员接到电话后就来到我家里，了解我的情况，给我详细解释了贷款规则。我按照信贷员的要求，又找了几户和我一样的人组成了小组，各贷8000元。”陈淑香说，她种的蘑菇卖了12,000元，自己挣了一个大棚，她很高兴。
陈淑香是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各县级操作机构的典型客户——年龄在20到65周岁之间、农村妇女、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有使用计划并且有还款能力。贷款步骤非常简单：无需抵押，四到五户联保，组成联保小组互相担保。第一次借款每户即可申请8000元项目资金，通过核实、审查，一周内就可拿到贷款。
从借款后的第三个月起开始还款，加利息一起分10次还清。每次还款均在规定时限内足额还款的，中心即可批准其升级为二级客户，贷款额度即可涨到12,000元，现在这个标准又上调到16,000元。
“除了联保外，我们因地制宜，还推出了个贷。在北方地区主要是联保，南方都是个贷。因为南北方农村的经济文化上差异还是很大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总监王静艳说。
基金会的信贷扶贫
中和农信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贫基金会)于2008年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其前身是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
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始于1996年。当年，在国务院扶贫办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扶贫基金会开始实施小额信贷扶贫试点项目，而后成立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2005年，扶贫基金会提出由项目型小额信贷机构向机构型小额信贷转变的战略部署，在国内率先建立直属分支机构开展信贷业务，同年引进了国际化的小额信贷专业管理软件。2008年11月18日，扶贫基金会将小额信贷项目部转制成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并成立内审部门，加强信贷风险管理。
而扶贫基金会的战略转变有着重要的政策背景。2005年、2006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解决微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难等问题。2008年5月4日，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开展小额贷款组织工作提出了更加具体明确的指导意见。
“现在中和农信是全国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能发展到今天，转制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机构的小额信贷项目为什么没发展，就是因为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管理，后来就乱了、散了。”王静艳说，“我们现在的业务规模在全国来看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2012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当天，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北京分行签订了高达10亿元的微小贷款扶贫试点合作协议，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了签约仪式。
“就好比你在银行开了一张信用卡，你的信用额度有10个亿，有了这样的额度，你就可以随时从银行拿到钱，不用担心资金不够。”王静艳解释说。国开行是国内首家与中和农信开展合作的银行，此前，国开行已累计向中和农信发放9批贷款，贷款金额3.1亿元。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扶贫基金会不能吸储，除了接受捐赠外，从银行贷款是运作项目的最主要资金来源。
“小额信贷项目与其他公益项目不同，捐赠方面不具备吸引力，除了最初的本金来自基金会外，几乎没收到过大额捐款，在这10个亿的合同没签订之前，7个亿的本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王静艳介绍，国开行的贷款利率与基准利率相当，会根据中和农信每次申请资金的多少、期限的长短进行利率调整，但浮动不大。
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中和农信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国14个省、63个县、1161个乡镇、17,273个行政村，受益人数高达2678万余人。除了帮助农民脱贫外，就地招聘信贷员的方式还为830名员工提供了工作机会。仅2012年一年就发放贷款13.55亿余元。
“总额看起来很高，但实际收益却很少，并且利润也将循环运用到贷款发放中。”王静艳告诉记者，2011年，中和农信的净利润为2023万元;2010年，则只有863万元;而2012年，由于扩大业务规模，新成立了十几家分支机构，前期投入很多，甚至有可能会亏损。
从银行贷款，然后公司化运作，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模式日渐成熟。而与扶贫基金会不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主要是通过下设的专项基金来完成。比如母亲小额循环项目，通过企业冠名等方式成立专项基金，然后对农村贫困妇女发放小额贷款。目前，母亲小额循环项目滚动投入资金已过亿元。
小额信贷起源
国际上，小额信贷模式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尝试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发展到八九十年代，演变成为小额开款模式，目的是消除农村贫困。其中，1995年扶贫协商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小额信贷开始为主流发展组织所接受，该小组是由世界银行发起并经过多方资助者的努力而建立的。目前，世界上的小额信贷按照服务目的可分为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两大流派。
而我国的小额信贷故事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讲起。彼时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席卷全球，在政府部门以及国际NGO的关注和支持下，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蓬勃发展。据了解，在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数量最多时，一度曾覆盖全国80%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受益人口高达3000万。
王静艳告诉记者，当年中国小额信贷起源分为三个流派，最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1994年在河北易县创办了第一个小额信贷项目，被称为扶贫经济合作社，后来在河南等地也设立分社，现在的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再一个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援华项目，这些项目点转成扶贫社;再就是扶贫基金会，项目起源于1996年世界银行秦巴山区的扶贫项目。“所有目前坚持做小额信贷的机构都是从这三个流派演变而来。”王静艳说。
由于当时大多数项目资金均来自国际机构捐赠或政府拨款，缺少专业的执行团队运作，公益性的小额信贷机构没有繁盛很久，就因资金、管理、风险控制等多种因素而日趋势微。
“当时的运作方式都是项目制，把钱给到地方政府或者NGO，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什么约束你，反正都是捐款，项目期一结束，很多钱黄了就黄了，毫无管理可言。而一些运作相对来说成熟的，就独立了，包括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这些都是自己独立出来的。”王静艳说。
协会模式
杨晓艳是陕西省西乡县沙河镇星火村的一名农村妇女，她的丈夫左手残疾，不能到田间劳作，女儿尚未成年，家里的农活都靠她一人打理，生活十分艰难。“想去城里打工，家里又扔不下，就想着跟谁借点钱干点啥，又没人愿意借，大家都穷。”
2007年，她向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贷了1000元，买了种植木耳用的菌种和一头小牛犊，次年，便通过卖木耳还了贷款，还收入了1500元;2008年，为了扩大木耳种植规模和养羊，她又贷了3000元;2009年，她还清上一轮贷款后又续贷4000元，养了鹅，又在2亩多荒坡上种植了桑树苗。通过几年的发展，杨晓艳买了一台农用三轮车、一台摩托车和一台电动车。“送货进城方便了，还能兜风。”杨晓艳大笑。
西乡县位于陕西省南部，汉中盆地以东，全县丘陵和山区面积占90%以上，是国家级贫困县。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成立于2005年10月8日，在县民政局注册。秉持着“帮助陕西贫困妇女脱贫致富、自立自强”的原则，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的目标客户限定为60岁以下的贫困妇女。
协会秘书长秦秀平告诉记者，协会对于下岗、失业、失地和进城务工的妇女优先提供服务，贷款额度根据地域和年限的不同而有所差别：首次贷款的农村妇女最高可贷4000元，城镇妇女最高可贷1万元，信誉好的妇女每年可递增1000—2000元，但农村妇女最高不能超过1万元，城镇妇女最高不能超过2万元。“信誉好的就是勤劳，拿钱干了正经事，并且按时还款。”
实际上，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提供给妇女们的贷款利率并不低——初次贷款的客户，统一执行年利率11.76%;初次贷款还清后，在协会再次贷款的客户，执行优惠年利率10.8%。以1万元贷款为例，农户贷款一年最后的还款金额要多出1千多块。而其之所以受到妇女们的拥护，完全取决于方便快捷的特点。
“农村信用社提供给农户的贷款门槛高，申请周期又长，并且要求整还整贷;而一些商业性银行提供的个人贷款则需要当地公务人员担保;小额信贷公司的客户则多为企事业单位，没有针对农民的，所以她们根本借不着钱。”秦秀平说协会的还款模式非常灵活，农村的妇女可以选择按季度等额还，城镇的妇女可以选择按月等额还，不用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而贷款模式上，完全信用担保无需固定资产抵押的方式也大大降低了贷款门槛。
目前，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共有工作人员16人，业务涵盖9个乡镇的60个行政村。值得一提的是，近8年来，协会的还款率达到100%。
2012年2月，秦秀平在北京参加了中英社会企业发展研讨会暨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颁奖典礼大会。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荣获2011-2012年度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增爱社会企业创投奖，获得奖金60万元和长期专家咨询服务。这帮了正面临筹措难题的秦秀平一个大忙。
中国扶贫基金会借助银行贷款得以突破资金规模的掣肘，但对陕西省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而言，资金依然是个大问题。
“虽然项目进行得顺利，但没有钱，我就不能帮助更多的人。”秦秀平说，协会的本金很少，只有两百多万，绝大多数来自于项目执行初期国际银行的捐赠。
小额信贷公司
与上述非营利机构运作的小额信贷项目不同，经济学家茅于轼选择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信贷扶贫的目标。早在上世纪90年代，茅于轼和汤敏就开始在山西临县进行小额贷款实验。
2008年5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至今全国已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超过4000家。2009年6月，茅于轼成立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当时，富平是唯一一家由私人创办的小额贷款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村里、单笔贷款额不超过2万、完全面向普通农户的小额贷款公司。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同茅于轼一起到永济市调研，吴敬琏发现，利率高，但回报更高的小额贷款正在帮助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创造奇迹。如果小额贷款这种普惠式金融能惠及中国一半的人口，那么中国的面貌将会发生很大改变。
2012年5月，成都市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原始资金来自北京富平创投公司和其他社会投资者，茅于轼开始将永济富平模式推广开来。成都市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张书平告诉记者，成都富平的放贷方式及额度、服务领域与永济富平大体一样，主要服务于缺乏金融支持的本地农户、个体工商户及微型企业，帮助服务对象改善生产经营水平，提高收入。同时，因成都属城乡统筹试点市，政策、微金融市场活跃度、服务对象需求多样化，成都富平小贷的风险防范机制、产品多元化及额度等与永济富平会有不同。
据张书平介绍，自2012年5月成立至2012年12月底，成都富平业务覆盖大邑全域，共发放贷款2416万，服务农户988户。
茅于轼在一次论坛上回答《公益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永济富平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扶贫和企业盈利的双赢，年息虽然比较高，有的高达21%，但坏账率非常低。这一点在基金会或协会运作的小额信贷项目上也表现很突出。
资金之困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300多个致力于扶贫的公益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良性的资金运作方式，这些机构普遍面临经营及成长困境。
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但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为突破资金难题，P2P(个人对个人)小额信贷平台应运而生，“宜农贷”和“我开网”都是这样的平台。宜信公司于2009年推出宜农贷平台，有爱心的出借人可以直接、一对一地将富余资金出借给那些远在贫困地区需要贷款资金支持的农村借款人，每笔一两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出借人的收益为出借总金额的2%;平台收益为贷款总金额的1%。
而由两个25岁的美国女孩儿创立的小额贷款机构“我开网”，则是号召美国人把自己的闲钱捐献出来，专门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提供贷款。从2008年创办至今，该网站已经为200多名中国穷人募集了近10万美元资金。
不过，在运行了4年后，2012年5月，“我开网”创始人与首席执行人魏可欣宣布“我开网”将关闭。商务部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扶贫处处长、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认为“我开网”解散源于筹资遇困。
包括筹资在内，小额信贷尚有一些瓶颈亟待突破。被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曾对小额信贷尚且面临的困境做过介绍：首先，小额信用贷款尚且没有适宜的法律身份;第二，缺乏制度性的融资渠道;第三，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自身能力建设急需提高。
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徐忠也认为，虽然“格莱珉银行模式”在1993年就引入了中国，自此成为中国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学习的模板，但未能取得相同的成功，其原因是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子”：没有合法地位、贷款利率过低、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源、管理水平低、地方政府干预、不同金融机构的运作规律、缺乏金融创新能力……由此，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家像格莱珉银行那样的正规小额信贷机构。
针对小额信贷现阶段遇到的瓶颈问题，杜晓山建议，政策层面，管理机构尚未针对公益性的小额信贷给出一个综合的管理指导意见，引领小额信贷走上正规的程式化道路;资金层面，公益性的小额信贷面临着比商业信贷更大的运作风险，对这种社会责任性较强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政府可以提供一个批发基金，对于运行机制优秀、运作过程平稳的公司，可以提供正面的激励，促进公司在提高客户鉴别能力、风险防范制度、员工金融培训等方面的自身能力建设。
(本报记者王会贤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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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一般指数额在该国人均GDP的1-3倍以内的贷款。这一概念现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大大拓展，成为涵盖存款、贷款、汇兑、保险、住房金融、小额租赁等多种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在我国，由于法律限制只许贷款不许吸存，目前存在的微型金融组织只有小额信贷类组织。
专家观点
赖金昌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成都办公室主任
●小额金融应作为一个“生意行当”来经营，必须可持续，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慈善或非营利活动来做。
●小额金融业务在商业上是完全可以持续的，只要允许收取足够的资金费用和其他费用。
●商业化转型是从主要依靠补贴经营的捐助(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向基于商业化管理的小额金融机构转型，而这些机构是整个受监管的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困扰小额金融行业的核心问题是可持续性的问题及覆盖面的问题。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最难解决的问题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
●从香港乐施会得出结论：以非营利方式做公益性小额信贷这条路绝对不是死路一条。
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重复贷款的频率是导致风险的主要来源。
●公益小额信贷行业间要遵循行业自律原则，建立属于自己的服务和技术支持机构。
(据“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领导人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