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价值观、人生观的转化作用，是把公平正义导回整个社会，导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慈善是改变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是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慈善最终起作用，仍然需要通过政治和经济。它需要政治有良知，经济讲良心。慈善是要把人性添加到这两个部门。
张银俊 河仁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直到1991年大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慈善在我国主流媒体还被称为伪善；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第一次为“慈善”正名。在这之前，大家在工作当中，还尽量避免使用“慈善”这个词；到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出现支持慈善事业的内容。那一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三次视察北京市慈善协会；2008年12月5日，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颁发中华慈善奖，并发表重要讲话。12月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将总书记的讲话解读成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首次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慈善总动员令。
为什么慈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得到的待遇、受到的评价，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到曹德旺先生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工作，看到曹德旺先生经常讲一句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是一句古话，这句话相当厉害，只有八个字，却把慈善的属性、主体都讲明白了。而且解释了评价标准为什么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什么同样是中国政府，之前把慈善说成是伪善，而到今天却把慈善当成一项伟大事业。
这八个字是：大慈为政，小慈为善。政是大前提。政没有解决好的时候，慈善被当成伪善，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在主要问题、根本矛盾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以后，慈善事业的发展才有根基。不然的话，是舍近求远、舍本逐末。
关于三个三十年
青爱工程创始人之一，青年学者李扁曾提过三个三十年的说法，新中国的脚步迈进第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可称之为政治的三十年。这是第一部门的三十年。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完备的政权体系，提供了一个维系社会运转的基本秩序。在第一个三十年当中，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
第二个三十年，是经济的三十年。这是第二部门的三十年。是市场和企业充分发育的三十年。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由穷变富，期望建立一个自主运转的市场体系。“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在第二个三十年当中，中国人民创立了一个经济大国。
从2009年往后，第三个三十年，是文化和社会的三十年。这是第三部门的三十年。是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三十年。实践当中，民间社会、基金会、协会一定会得到充分发展。在第三个三十年当中，中国会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社会繁荣，文化昌明，公平正义，人性昭然。泱泱大国的气质，将在每个公民身上展现。
国家是一个生命体，我们每一个公民是这个生命体当中的一个细胞。第三个三十年，2010-2040年，对普罗大众来讲，最核心的追求，是要能安心。不是权的事，不是钱的事，而是有没有道义，是不是公平。过去，有权能吓到人，有钱能吓到人，第三个三十年，权和钱还能发挥作用，但是它们已经从目的退回到工具的位置上去了。
第三个三十年，要干什么？当然了，官要接着当，钱要接着赚。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除此之外，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什么？特点是什么？我们认为，是文化和社会。
文化的定义很多，我最欣赏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戴维·波普诺的定义：文化是一群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符号、价值观和规范，以及其物质形式。这个定义，把文化的要素、结构、层次都讲清楚了。
那么，新中国的第三个三十年，历史的节奏会是什么？时代的主旋律会是什么？它会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转变。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会有一个新的看待。
过去我们把一切社会不公，以及中国的落后挨打，全部归因于落后的文化，因此对所有传统文化都打上封建、落后的烙印。现在大家不这么看了。或者说是看法在转变。社会分配的不公，公权力的腐败，到底是传统文化导致的，还是当权者背离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导致的？这些问题，大家都在反思，也在温故而知新。
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治的，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中央和全国人民都有共识，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财富过分集中的问题。第三个三十年，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会超过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追求。
核心价值观的转化
第三个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会突出温和与人性的一面。核心价值观会转到尊重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价，追求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关系，和谐人与人的关系，重视家庭伦理，尊重个人价值的方向上来。
这个时候，慈善就会被需要。慈善的主要作用，不是救济多少人，募捐多少钱，它的主要功能不在这个地方。慈善的这两项功能，比起政治权力和经济工具来讲，差得太远了。相对于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慈善所起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进行第三次分配或者能通过它来致富。慈善起不到这个作用。
慈善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价值观、人生观的转化作用，是把公平正义导回整个社会，导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慈善是改变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是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心理不再扭曲，心灵不再浮躁，方向不再迷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子，社会就会回到常态上来。所以，慈善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教化功能，是让人心向善，是让人恢复良知良能。
但慈善最终起作用，仍然需要通过政治和经济。它需要政治有良知，经济讲良心。慈善是要把人性添加到这两个部门。当官的有了慈心，能做的善事，那太大了。比如讲，免除农业税，是谁干的？谁发起的动议，谁在那里推动并最终促成？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这个是谁发起并推动的？像这种根本性的举措，需要由第一部门来主导，你都看不到是谁在那里发起。这就是大慈为政。
做企业的有了慈心，它就不会卖有毒食品。三鹿奶、苏丹红、染色馒头、地沟油、毒胶囊，这些东西，有慈心的企业不会干。但是如果他只冲着钱去，只信奉“钱不是万能，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信条，那就不能保障基本的生存安全。
曹德旺先生讲，我捐了三十几个亿，但是中国政府缺这几个钱吗？它不缺。但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赞扬他，政府也给他很高的荣誉，给他一个“中国首善”的称号？曹德旺先生自己说，他这是“小慈为善”。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他做的是一个姿态，他给的是一个方向。
在第二个三十年当中，中国形成了一个富裕阶层，产生了一个富有的家族群落。这些人手里有很多的钱，他们的孩子干什么是很重要的，决定了中国未来是和平，还是革命。所以，“富二代”的一个最好的方向，是转变成“仁二代”。这些先富阶层的生活方式当中，不应该只有红酒、跑车、美女俊男、游艇、奢华享受，而应该富而好礼，富而好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本文节选自2012年5月19日张银俊在南京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