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民间智库的力量不容忽视
中国民间智库近年来的发展，在全球智库研究领域引起了关注，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民间智库，往往是调整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执政过程中一直坚持的路线，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专业人士的意见，以组织化形式体现出来的民间智库，无疑是重要来源之一。
因此，促进民间智库发展，不仅具有社会意义，更有益于政府政策的科学决策。
风雨20年
受访的一位民间智库的实践者向《瞭望》新闻周刊回顾了中国民间智库20年来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末，零星的学者走出政府机关大门，在社会上建立起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其中，最早成立的民营研究所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民间智库出现了又一个活跃期。如2002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与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等人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两年后移至北京，更名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由于2005年国家工商总局对所注册的企业名称进行规范化(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一律重新注册公司)，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和北京视野经济研究中心等都已先后注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与官方智库产生的重要影响相比，无论在资金、政策、渠道等方面，我国民间智库的发展步伐都显得比较缓慢。
民间智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政策制约及其身份问题。根据目前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一些民间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更重要的是，民间智库还要面对各种不确定的政策门槛。
其次，资金来源问题。按照国外民间智库的生存模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会的大量捐助，以保持它的独立性，公正性，但中国却一直没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来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
其三，信息来源问题。官方智库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各种官方数据信息，但由于目前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又限于自身的能力，民间智库很难得到能支撑其研究的各种重要信息。
其四，缺少有效的组织和上达渠道。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广西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黎鹏教授认为，“两种机制”的流失，是民间智库和“社会智囊”机构难以与政府展开有效“对话”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上达”机制不够发达。一些高校研究中心和民间研究机构远离政府，没有有效渠道反映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使他们向一些地方部门建言提议，也难以上达至决策层。加之，一些研究机构不愿意主动把研究成果向政府汇报，从而使许多有益的成果白白荒废。
另一方面，决策层的“兼听”机制不健全。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对一些信息资源的掌握，尤其专业性很强的信息往往有限，这就要求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参考“社会智囊”机构的研究成果。尽管二者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视野不同，可能会造成这些研究成果不被采纳。
但即便如此，专家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依然能为决策层提供某些借鉴和某种‘背景’作用。”政府的“专家库”要么专业背景不够丰富，要么只是为政府做些“应景式研究”，引入“社会智囊”机构的研究成果当能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弊端的出现。
最大的瓶颈是经费
“智库属于非营利机构，其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咨询研究服务。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来维持智库的日常运转，就有了不断地生产出各种知识产品并推销其政策理念的环境。”综合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唐惠建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智库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在于它营造了宽松的环境，“一是有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二是美国政府对于智库接受社会捐赠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免税政策使其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反观我国，智库缺乏个人、公司或基金捐助的机制和环境，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政府或市场，非此即彼。”他强调，我国智库机构，特别是民间智库(含民办公助、官办民助等)面对的体制机制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与外部管理体制的衔接、融通，二是智库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三是内部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后两者属于内部管理体制、机制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创新加以改善理顺，“但涉及经费来源的外部管理体制，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性问题，体制内与体制外，差别巨大。”
唐惠建结合综研院的实践经验指出，在体制外运作的民间智库生存和发展缺乏多渠道经费来源的良好环境，始终面临着经费掣肘的困难和挑战；但当你面向市场客户，凭借实力收入颇丰时又容易失却智库宗旨；在体制内经费是有了保障，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会受到影响；按部就班、安于现状，又缺乏应有的生气与活力。
此外，他介绍说，体制外的民间智库还会遇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与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一起竞标时会因价格问题而落败，起点不在一个平台上；与事业单位干的是一类事情，却要像企业那样纳税，一样也不能少。或许这一切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智库机构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无论如何，它客观上已经提出了营造有利于智库机构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需求，应该值得深思和寻求解惑之道。
营造宽松发展环境
相关专家建议，为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快发展，应为民间智库作用的充分发挥营造更为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
从民间智库来看，除了要给予合法的地位、保障其正常活动之外，还要畅通其研究成果的发表渠道。在这方面，除了组织研讨会、出版和发表研究成果以外，也应建立民间智库与政府间的对话机制。
黎鹏认为，“一般只有政府部门遇到难题时，才会与专家沟通，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效机制。”他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增加这么一个部门，即负责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教授建立一种长效的“对话”机制，从而及早发现问题、找到应对策略。
不论如何，对当下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的中国来说，智库群体权威的专业能力和独特的战略眼光，将成为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各种问题的重要辅助工具。科学的公共决策，通常是多个视角、多个角度碰撞的结果，“多元”则意味着选择的机会增加，更为决策优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可喜的是，党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从民间智库中去发掘有参考价值的思想，如何有效整合既有咨询力量，构建起多元智库体系，挖掘民间智库的力量，应该是下一步研究推进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