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2012年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评价结果报告，对113个环保重点城市污染源监管的信息公开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在113个城市中，宁波、东莞、青岛排名前三，咸阳、大同、枣庄排名最后。在连续4个年度的PITI评价中，113个城市的 平均分从31.06增加到42.73，但年度增幅分别为16.35%、11.07%和6.45%，呈逐渐下降趋势。一批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不进反退，成为 进展放缓的一个原因。在2012年度的评价报告中，出现退步的城市所占的比例是3年来最高的，达到了35%。佛山、汕头、保定成为PITI总分退步最大的 城市。
不仅城市之间存在污染源信息公开程度的不均衡，同时，东中西部环境信息公开水平呈现出低水平状态下的趋同，尤其是东部地区，2012年的进 展基本乏善可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指出，目前我国多数城市在环境污染物日常监管、企业排放等关键信息方面的公开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日常监管信 息，包括企业超标、超总量排放信息和环保行政处罚记录，涉及企业是否能遵守环保法规，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但在2008年开始的历次评价中，113个城市 在这方面的平均得分都十分有限。
公开排放数据，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亚洲项目主任 Barbara Finamore女士介绍，在美加、欧 盟等地，企业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布其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种类和数量。我国在2003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2008年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 也对部分企业的排放情况披露作出了要求。但此次PITI评价发现，在过去的一年中，仅有湖北省和常州、柳州、宜昌、北海、武汉、大庆等城市及重庆的多个区 县对部分企业排放数据作出公布，且公布的数据种类通常十分有限。
马军表示，污染源信息披露的零散、滞后、不完整、不易获取是目前我国环境污染信息公开存在的最大问题。这些现象都显示出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正遭遇瓶颈。
参与此次PITI评价工作的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运营主管戴晓艳，在2011年针对湖南省14个州市进行依法公开申请的过程中，发现各 地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及公开程序不熟悉，甚至在接到电话后质疑申请的合法性，有的则表示需要请示转而再无下文。
公益环保组织、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发展中心总干事周翔今年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一些地方环保单位不清楚环境污染信息公开的内容，对信息公开的要 求表示质疑。在向安徽省环保厅申请公开污染企业的信息时，该部门以需要请示领导和保护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最终，周翔和同事通过向国家环保部申请行政复 议，才拿到了污染企业的信息。
近日，湖南省汉寿县蒋家嘴镇广源麻业的污染问题引起了网友的广泛争议。湖南省人大环资委污染监督处处长刘帅在微博上表示，这体现了公众对环 境问题的关心和关注，也暴露出当前环境管理和监督方式的问题和不足。“当前监测服务于管理，服从于政治；不能服从环境，不能服务百姓，导致监测失去公信 力。”刘帅认为，地方政府部门对环境污染信息公开这项工作重视不够，这是法律规范和行政制度建设方面缺失的原因。一方面，环境污染信息公开在法律上缺乏详 细完备的规范和要求，公众要求地方政府主动公开环境污染信息的行为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须完善，政府、人大、媒体的监 督力度不够，基层部门的自律也需要加强。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政府部门没有把环境信息公开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导致了基层部门对环境污染信息公开工作 流程不熟悉的情况发生。
“地方信息公开不容乐观，存在岗位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甚至没有专门的环境信息公开表格。”周翔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环保部门在 污染源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常态化管理。南京绿石环境行动网络总干事李春华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信息公布内容不全面、不完整，核心信息不公开等情况。李春华表示， 这种常态化管理的缺失导致了污染源信息公开的不平衡以及县区污染源信息的空缺。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认为，政府要回应公众遏制污染的强烈诉求，必须强化对污染源监管信息的公开，规范信息公开的工作程序， 使之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中国借鉴和实施国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已有30年，但总体看来，并没有像西方同类制度一样，起到有效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 的项目的批准和建设的作用。”在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环节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并没有本质差别，但在程序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王晶晶说，最核心的差别，在于缺 乏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2009年以来的PITI评价中，并没有城市对环评报告书全本进行公布，也没有城市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听证会的方式，让公众充分获取 信息。对此，刘帅持有相同的观点：“政府公布的环境污染信息存在与公众日常生活脱轨的现象。在反映公众诉求、维护公众利益的工作自觉方面应当有所突破。”
如何提供有公信力的监测数据
PITI评价报告表明，中国的环境保护受制于三大难，即环境执法难、环境诉讼难和社会监督难。其中，环境执法难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依然 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GDP增长；环境诉讼难的背后，是司法体制有待完善；而在社会监督难的背后，是治理机制的不健全。“这些问题均涉及深层次体制 变革，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解决。面对迫切需要应对的环境危局，扩大环境信息公开，是积极且稳妥的切入点。”马军说。
3月28日，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秘书长刘小钢在宣读《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倡议》时，提出通过互联网实时发布国控、省控和市控重点污染源企 业的在线监测数据，并提供历史数据查询；系统、及时、完整地发布排污企业的行政处罚信息和经确认的投诉举报信息；定期公布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其范围不 应少于环评报告中识别的全部特征污染等建议。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公开”、“违规超标和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定期公布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数据”方面已经迈出 了步伐。武汉市环保局的污染源日报信息可查询2008年至现在的历史数据，通过图表每天提供一个数据，结合地图进行发布，并提供监控摄像。宁波市环保局自 2013年以来对其国控、省控、市控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数据进行每小时一次的报告，并通过专栏及时公布各个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名单。
现在，只要打开江苏环保网，公众就可以通过“生态环境监控指数”和“生态环境监控曝光台”看到每天的《全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 通报》。据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主任何春银介绍，江苏省自2011开始启动“1831”生态环境监控系统建设工程，计划建设一个全省联网资源共享的生态 环境监控平台，集成八大监控系统，组建省、市、县三级环境监控中心，并出台一套环境监控管理办法。
在湖南省环保厅公布了汉寿县蒋家嘴镇广源麻业的污水检测报告后，刘帅表示，政府公开信息是好事，但对于官方数据他持保留意见。他建议引入第三方监测机构，只有民间监测与官方监测能互相印证，才会提供有公信力的监测数据。
在他看来，民间环境监测和评价组织原来是政府环境监测部门的辅助，现在已经慢慢成为代表民众利益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虽然政府官方的监测 投入最大、设备最专业，但有时公众的切身感受与政府公布的污染数据不相符，会对政府的检测报告产生质疑。而企业自身的检测结果往往公信力不足。因此，目前 迫切需要构建民间机构与政府部门互相监督、互相辅助的社会化、市场化、公众化环境污染信息公开系统。“民间机构监督政府的环境监测工作以及数据公布，政府 同时也监督民间机构并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如果民间机构达到监测标准，政府可以将监测权力下放到民间机构，购买第三方机构的服务，推进环境污染监测工作的公 平、公正和真实。”
3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要求政府部门及时主动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等信息，向人民群众说真话、交实底。同时表示，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俞海表示，虽然目前的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以政府官方为主，但民间机构也可以做一些科学研究和检测作为 补充，起到互相监督、互相补充、相互印证的作用。同时，民间机构在环境污染监测和信息公开方面应注重方法的科学性、数据的合理性和排名的客观性。此外，公 民也可以自己申请政府部门公开污染源信息，提供真实数据。
何春银表示，目前政府管得太多，应该将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评价让位于民间组织。“政府的职责是拟定游戏规则，进行奖励和惩罚，由民间组织发现问题。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应给民间环保组织更大的发挥空间。”
据Barbara Finamore女士介绍，在美国，环境污染的监测和信息公开已经由政府命令管制向市场机制解决转变，并形成较为完善的 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制度及成熟的实施体系。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 是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即制定一个污染物目录，要 求排污企业定期报告列入污染物目录的污染物质的排放和转移数据，并将数据向社会公开。马军表示，第三波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就是源于信息公开推动下的公众利益群体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