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反对家庭暴力”的呼声和行动，因几起传播甚广的公共事件而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前有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案结，经过数月开庭审理，2013年2月3日法院认定李阳家庭暴力行为成立，准予李阳和妻子李金离婚。后有全国各地律师、学者等上百人呼吁四川高院免除家暴受害妇女李彦死刑的签名；李彦婚后长期遭受丈夫施暴，求告无门，以至引发悲剧。在国家层面，2012年反家暴立法终于列入国家立法日程，但何时出台仍是未知之数(昨日《新快报》)。
反家暴之难，困难在于它是需要进行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即便在性别平等指数高居全球前列的瑞典，政府10年前所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约有50%的妇女经历过来自丈夫(前夫)或者男友的暴力。在中国，家暴发生率为29.7%-35.7%，受害者多为妇女。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已有28个省区市出台了反家暴专门法规或政策，90余个地市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但目前依然没有全国性、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受暴妇女很难取证并得到有效救助。
为什么反家暴立法如此重要？因为这首先意味着公权力必须介入和干预发生于私领域的暴力，打老婆孩子不再是“家务事”。同时，就常识和法律惩戒的效果来看，法律制裁可以避免小偷、杀人犯成为惯犯，而对于许多受暴妇女而言，家暴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事，那么，有了法律依据，警察出警、法院提告，对首次发生暴力就要“零容忍”，如此，大可避免更多像李彦那样的悲剧。
而在实践中，对于家暴受害者妇女的支援，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许多受害妇女有许多顾虑，伤痕累累之下也不愿出来指证施暴者。“丈夫会不会被抓走？孩子能否承受没有父亲？经济来源怎么办？”这些都会让女性在求助过程中出现反复。这就有赖于一切从受害者出发，以妇女为中心的反家暴思路，充分考虑受害妇女的感受和需求。据媒体报道，广州市反家庭暴力市区庇护中心成立3年，使用率并不高，长期处于“空巢”状态，有的庇护所能提供的仅是一个房间、一张床。上班怎么办？孩子上哪儿玩？权宜之计无法解决家暴受害者的长期困境。
说到底，家庭暴力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受害者以女性居多。施暴者通常有各种理由：在单位工作压力大，回家找人发泄；或者妻子爱唠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之类。可是，家庭暴力的重点并不是研究受害者为什么挨打，而是要问男性从对妻子施暴的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其实想想也很简单，为什么男人争执之下不会对别的女人动手、不会对自己的女上司动手(星爷的一句台词“我不打女人”)——— 因为他并不用去控制那些女人。暴力意味着控制，通过控制妻子在家里获得地位。
试想，假如有这样一位妻子，她不惧怕男人，因为她体魄强健，她挣得比男人多，她无畏离婚后那些关于单身女人的风言风语；假如我们的社保体系，能覆盖那些走出暴力家庭，独自拉扯孩子的女人；假如我们的医生，发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女人后能及时联系警察、社工，假如我们的法官，能在第一时间向施暴者发出“人身隔离令”，反家暴应该不至于那么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