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刚落成一年半的中国盲人图书馆启动了“口述影像馆”项目，与民间助盲机构红丹丹的“心目影院”高度雷同。
除“口述影像馆”外，红丹丹的“触摸卢浮宫”项目也在这里出现了相似的“触觉博物馆”内容。
豪华大楼里的遗憾
“这里跟红丹丹比，唯一的好处就是暖和。”从口述影像馆走出来的老人想去洗手间，但由于没人指引，错走到了电梯边上。
落成一年半的中国盲文图书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恢宏气派，装修考究。
2012年12月25日上午，这里的口述影像馆正在播放老电影《佐罗》。能容纳百余人的影像馆里,坐着不到20名盲人。
影片在放映的同时配有录音讲解，屏幕右下角还配有手语讲解，听电影的盲人观众们很投入。
在影片快结束时，片子突然卡住，一位老人大声问道“怎么啦？”没有人回答。
“红丹丹就不会这样，基本放的都是新电影，现场有人讲，出现这事儿肯定马上就解决了。”老人边走边说。
“红丹丹”是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是一家成立于2003年的民间助盲公益机构，在鼓楼附近一个旧四合院中。
2004年，红丹丹创办人郑小洁和丈夫大伟接待了一个外地来京的盲人朋友，这个朋友住在她家，在看《终结者》光盘时，大伟边看边给他讲，盲人朋友说这是他最幸福的一天。
这个微不足道的事情给了郑小洁启发，不久，“红丹丹”开启了新的公益项目：为盲人朋友们讲电影。
2006年，红丹丹的“心目影院”项目正式启动。6年间，除了过年，每个周六大伟或其他志愿者都会现场为盲人朋友们讲电影。
2012年，一个新的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项目与红丹丹“心目影院”近乎雷同。
2011年6月，中国残联直属单位中国盲人图书馆开馆，第二年，“口述影像馆”也迎来了一批批盲人朋友，许多在“红丹丹”听过电影的盲人朋友们也慕名而来。
“这里跟‘红丹丹’比，唯一的好处就是暖和。”从口述影像馆走出来的老人想去洗手间，但由于没人指引，不小心却走到了电梯边上，老人边说边拿着盲杖摸索着向回走。
难以界定的“抄袭”
无论“抄袭”说是否成立，“世界最豪华的盲人图书馆”的软件建设仍是目前最大的短板。
作为“讲电影”项目的最早开发者，郑小洁和大伟夫妇是从盲人朋友口中得知中国盲人图书馆也启动了类似项目。
很快就有公益界人士私下里批评中国残联，认为中国盲人图书馆不少项目涉嫌“抄袭”红丹丹。
郑小洁本人则在采访中回避了这个问题。
她委婉地表示，“我不怕别人跟我做的一样，中国这么多盲人、北京这么多盲人，靠红丹丹根本服务不过来，我只希望这些助盲项目能真正做好。”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中国盲人图书馆在建设初期，曾有一位工作人员电话询问红丹丹的“心目影院”都需要什么设备。这位工作人员当时表示，中国盲人图书馆可以帮红丹丹申请些钱，让红丹丹列个设备单和预算。但意外的是，在红丹丹开出详细的设备单后，这位工作人员便再未接过红丹丹的电话。
“其实就是他们(中国盲人图书馆)不知道该用什么设备，所以通过说帮红丹丹申请钱的方式，来了解项目情况。”这位公益人士称。
中国盲人图书馆建成后，除开设与“心目影院”相似的“口述影像馆”外，红丹丹的“触摸卢浮宫”项目，也在这里出现了相似的“触觉博物馆”内容。
中国盲文图书馆总编辑助理沃淑萍则表示，“我不太清楚红丹丹的情况，我们当初建馆时主要是去发达国家取经，比如以中国盲人图书馆为总馆，在各地建分馆、支馆，这种方式就是来源于美国的做法。”
那么，中国残联是否在项目上抄袭了红丹丹呢？
专注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律师杨彦辉认为，公益项目是否被抄袭很难界定，要看具体的情况，比如要看被抄袭方哪些权利是被法律认可和受到保护的，侵权方有哪些行为是来自于这些内容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也表示：“一方面，很少有公益组织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公益是让更多人受益，干吗还要保护你的模式，再加上界定难，通常对于‘抄袭’，即使是道义上的谴责也很难。”
无论“抄袭”说是否成立，这座被日本点字图书馆馆长田中彻二评为“世界上最豪华的盲人图书馆”的软件建设仍是目前最大的短板。
据沃淑萍介绍，目前，中国盲人图书馆共有900余位志愿者，“但这些志愿者的工作主要是做文化助盲，到馆里引导盲人走路只是很小一部分工作。”
“复制”与资源掠夺
“各地残联都来参观学习，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回去先建一座同样豪华的大楼。”
据《沈阳日报》报道，中国盲文图书馆将在沈阳设立首家分馆，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已于近期启动建设，预计2013年投入使用。
“2012年全国许多地方残联系统的同行都来中国盲人图书馆参观过，我们也在探索怎样在各地建分馆、支馆。”沃淑萍说。
一位红丹丹的志愿者则表示担心：“各地残联都来参观学习，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回去先建一座同样豪华的大楼，官办慈善机构因为有钱有资源，往往做的项目就是硬件过硬，软件不到位。”
邓国胜直言：“中国的现代公益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大家都有些急功近利，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这些盲目的复制、抄袭已经有些恶性竞争的味道了。比如，公募基金会里就有很多项目存在相互抄袭，像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项目’，已经被许多机构拿去变成不同的‘包裹’项目了。”
这种复制的背后，意味着对资源的不正当抢夺。有盲人表示：中国盲人图书馆为了鼓励盲人去参加活动，经常会以发钱的形式吸引盲人，“有时是十块、二十块，如果是大型活动，有领导参加的还会更多。”
对此，沃淑萍的回答是：“很少有补助，大部分是自愿来的。”
当一个公益项目不以项目本身的价值意义吸引受众时，其复制的意义就势必遭遇质疑。
曾对国外公益行业有过长期观察的AHA社会创新中心创始人顾远表示：“国外涉嫌‘抄袭’公益项目的现象很少，一方面由于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环境已经很成熟了，市场资源相对丰富，大家不用靠抄袭项目争夺资源实现生存；另一方面，国外的公益组织会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沟通，再借助一些路径来实现合作。但在中国，一方面是公益事业尚在起步阶段，资源还不够丰富；另一方面，合作的路径严重不足，客观上制度也不完备。”
邓国胜也提出“官办公益组织因为有很多资源，所以应该考虑跟民间公益组织合作，各自提供出自己的优势，从而造福更多人群，合作也会带给草根发展空间。”
“同时，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提醒他们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进行商标注册等，但作为不同于商业领域的公益，我们同时也鼓励公益组织可以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优势资源和成果，以便让更多人受惠。”邓国胜说。
从这个角度说，复制甚或“抄袭”都可以走向一种合作，来重新整合公益资源。
“我们也会跟民间公益机构进行合作，比如我们办的一些盲人征文大赛，我们会出钱出场地，然后发动民间公益组织去召集组织盲人参加。”对于合作，沃淑萍如是说。
□对话
民间公益组织要有“维权”意识
沉默的“公益抄袭”
公益机构去谈知识产权保护或者机构的权益保护，往往会挨骂。
记者：如何界定公益项目是被借鉴还是抄袭？
卞学忠：我认为借鉴，是我看到你有个好东西，从你这里我得到了启发，开发出新的东西了。抄袭是我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的东西拿来用了。
但在现实中，这两者很难区分，当你说一个项目是抄袭时，需要拿出非常明确的证据，这也是许多公益机构觉得自己被抄袭了，但又有苦难言的原因之一。
记者：当下中国公益行业里抄袭事件多吗？
卞学忠：随着公益组织数量的增加，公益抄袭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记者：为什么被暴露出来的不多？
卞学忠：除了不好证明外，再有一方面是被抄袭的人或者机构不敢说，怕得罪抄袭自己的大机构或者什么人，还有一部分人是觉得说了也没用；再有一方面，是公益组织的人被道德绑架了，不好说。
此外，这个现象并未受到重视，这个不重视主要是指公益领域中一些有话语权的所谓“大佬”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益圈的生态环境。
记者：怎么理解被道德绑架？
卞学忠：很多社会上的人会觉得做公益就应该想着让更多人受益。如果公益机构去谈权益保护或者知识产权不被抄袭，往往会挨骂，别人会觉得你太自私了。
草根可从“抄袭”中胜出
很多大的机构通常都是官办的，即使他们“抄袭”了民间公益组织的项目模式，也未必能做好。
记者：“抄袭”对公益行业的伤害体现在哪儿？
卞学忠：一方面是影响了创新，大家只要互相“抄袭”就行了；另一方面是抢占资源，就像只有一盘菜，别人抄袭你的项目势必会抢你的菜。
曾有一家遭遇抄袭的机构创办人说过，他们不过是初创期的机构和项目，这时候来一家18年的老牌机构，用自己的资源复制他们的创新项目。如果社会舆论不保护他们，他们夭折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记者：小机构遭遇被抄袭，是否一定意味着失败？
卞学忠：不一定。换个角度想，当一个项目不成熟、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关注的人相应也少，基本也不会出现抄袭现象，只有在它做大了，做出社会影响力了，才有可能被人复制或抄袭，所以，项目被抄袭的机构本身往往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
另一方面，在中国，就目前来看，很多官办公益机构的反应不会那么灵敏，资源整合能力也不会那么强。所以，即使他们“抄袭”民间公益组织的项目模式，也往往因为自身局限性，未必能做好。
所以，民间的小机构凭借其天然的积极性，完全可以从软件建设上努力，大机构的优势在于有钱、有资源，但小机构的人性化、服务性更好，这种是很多大机构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
民间组织需重“维权”
比如一些项目名称要进行商标注册、一些项目设计方案的文档内容不要随意传播等，有保护权益意识的机构非常非常少。
记者：“抄袭”为什么会频繁发生？
卞学忠：民间公益组织目前在自我保护上做得不足。
记者：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手段？
卞学忠：比如一些项目名称要进行商标注册；一些项目设计方案的文档内容不要随意传播，注意保护自己的著作权；设计一些分支机构时的权利要界定清楚等等。
之前有个“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项目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把项目设计执行的许多文案都在网上公开导致的结果。
此外，还是要谈到民间公益组织的自我建设。如果自己能够把工作做深做透，其他人或机构可能只能抄袭到你的“形”，但“神”拿不走。
记者：有保护自己权益意识的公益组织多吗？
卞学忠：非常少。既然是一个行业，就存在竞争，无论公益还是商业都是如此，不能苛责别人珍惜自己的创造，必须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记者：遇到这类问题时，沟通是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卞学忠：对，加强沟通。特别是对于民间组织遇上官办机构时，沟通有可能促成一种合作，民间组织可以做项目的支持方、执行方，而官办机构可以采取类似于政府购买的方式，让民间组织帮助其完成项目，比如一些志愿者培训、模式再创新等，沟通得好，有可能变成双赢。
需有勇气直面问题
公益行业也是江湖，应该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这个行业，增加公益从业者解决问题的勇气。
记者：民间公益组织在遇到“抄袭”时，是否缺乏一些直面的勇气？
卞学忠：这跟社会对公益机构的认知环境有关。大家觉得做公益的人就应该是无私的，还不能把这一领域认可成一个普通的行业。
比如我自己的机构做事，我也不太敢宣传，因为怕被别人拿去用。但如果我说出自己的担心，就会有人说我自私。
公益行业也是江湖，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公众，都应该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这个行业，这样也会增加公益从业者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
记者：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抄袭”是否会激发创新？
卞学忠：从理想境界来说，公益组织应该“鼓励合作、不怕被模仿、更要去超越”，的确应该用更多属于自己的创新去抵御抄袭带来的伤害，但现实情况是，搭钱搭精力地创办项目，还没完全成型就被复制，这种滋味确实不好受。
核心竞争力不是那么容易锻造的，自身建设和创新都需要时间和人才。
记者：防“抄袭”还需要什么样的外部环境？
卞学忠：建立尊重原创、鼓励分享、保护创新、支持合作的行业环境，这也是有些公益领袖或领军机构应该做而没做或者不屑于做的。他们习惯说“你们应该如何”，却忽略了自己应该怎样。我想送给他们一句话：功成名就和志得意满时，万不可忘却当年初起时的惶恐。
还有就是现在公益领域出现了很多创新大赛，企业基金会都有在做，事情本身很好，但这些比赛在评比时，应该对参报项目进行负责任的调查，一旦发现抄袭，即使做得很好，是不是也不要给他颁发创新奖等等。
□链接
北京耆乐融老年文化发展中心：民间公益组织，致力于关注空巢家庭老人、隔代家庭老人和随子(女)迁居老人，专注于老年脑健康、老年精神关怀、代际互助与融和等精神养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