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红丝带的提醒，这里和别的病区几乎没有差别。业内人士称，国内综合性医院发现H IV感染者，往往将其转诊至传染病医院。C FP
北京某著名综合性医院未为布舍施行手术，协议补偿3000元。
北京四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的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认为，正是传染病医院和与传染病集中收治相关的转诊制度，让一些综合医院钻了法规的空子，令患者举证难，卫生部门监管难。国家应该从政策上推动传染病医院向综合性医院发展，同时提高综合性医院在传染病方面的诊疗能力。
上海姑娘布舍(化名)的手术安排在今天，这是半年来她魂牵梦萦的事。
今年7月，布舍查出先天性胆脂瘤，须接受手术治疗。术前检查显示，她的H IV检测呈阳性。于是，原定手术被取消，她开始陷入许多艾滋病感染者正在或曾经遭遇的困境。
布舍在上海、武汉、北京辗转求医，在综合医院与传染病医院间数次折返，向手术接近又不断回到起点。最后借助艾滋病感染者草根组织之力和世界艾滋病日的热度，机会才终于降临。
“得到这个手术机会是她的梦。”布舍的一个朋友说，须千辛万苦才能得到这个机会，是一种社会畸形。
取消手术“太多了”
11月13日，天津艾滋病草根组织“海河之星”负责人李虎发了一条微博。他称，肺部肿瘤患者小峰，因H IV检测呈阳性，被医院拒绝手术。此后，李虎帮助小峰遮蔽血液检查部分对病历进行复印，隐瞒病情才得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进行手术。这条微博发布之后，卫生部门、医院医生、艾滋病感染者等被卷入了一场涉及法律、伦理与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现实的讨论之中。
这时，正在北京等待手术消息的布舍正重复着小峰的经历。今年7月，她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发现患先天性胆脂瘤，若继续发展可致失聪、面瘫甚至危及生命，须进行手术治疗。
医院会对患者进行术前检查，H IV检测是许多医院的检查项目之一。尽管这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下称“C AP+”)负责人孟林以及众多感染者看来，具有歧视意味。
布舍的术前检测结果显示，H IV抗体呈阳性，这意味着她是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被取消了。
谈到H IV感染者被拒绝手术，孟林用了一种司空见惯的语气，“太多了。”
2009年，C A P+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清华大学N GO研究所的支持下，开展了一次艾滋病感染者治疗与生存状况的调查。历时一年多的调研，这份名为《困难与曙光》的调查报告于2011年发布。调查组成员在26个省市区访问了109名感染者，“手术难”是孟林及调查员们感到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手术取消后，布舍说她去找了医院医务室、院长办公室，最后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转诊至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眼耳鼻喉科医院派医生过去手术。但转诊之后，手术并未如约而至。
孟林说，类似布舍这种刚查出的感染者，一开始根本不懂得如何就医，“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第一次转院的布舍，还未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草根组织，她独自为活着寻找出路。
转诊与定点医院
布舍转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是一家传染病医院，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定点医疗机构。
与发达国家相比，传染病医院是中国的特有现象。由于过去生活和医疗条件较差，传染病容易流行，国家采取集中收治的机制进行控制。
北京一家艾滋病定点医院医生刘鸣(化名)说，类似布舍，综合医院发现传染病病人后，将其转诊到传染病医院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但传染病院属于专科医院，其学科设置并不全面，综合诊治能力相对较为薄弱。同样，艾滋病抗病毒定点机构是专指针对艾滋病毒本身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机构，对于其他疾病并不一定擅长。
当转诊至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布舍才发现，该院并无耳鼻喉科。她再次回到最初的医院，见到了之前的医生，但仍未得到手术的机会。
《困难与曙光》中代号为BJ13的访谈提到，一位感染了艾滋病的女孩左肾积水囊肿，到北京一所综合性医院挂专家号治疗。医生陈述了许多理由说服女孩进行手术，而当女孩告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医院则建议她转去北京的一所传染病医院。
2006年正式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北京四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的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认为，正是传染病医院和与传染病集中收治相关的转诊制度，让一些综合医院钻了法规的空子，令患者举证难，卫生部门监管难。
张可称，传染病医院早年最主要的作用是隔离，但社会发展至今，除了非典等少数短期的、集中暴发的传染病外，乙肝、丙肝、艾滋病等慢性疾病，隔离并不可能，从传染性上看也无必要。国家应该从政策上推动传染病医院向综合性医院发展，同时提高综合性医院在传染病方面的诊疗能力。
医生刘鸣也持相同观点，目前最现实的是国家加大扶持传染病医院，而从长远看，必须要对慢性传染病收治机制进行改革，才能够解决手术难的问题。
最终，布舍在上海未能获得合适的治疗方案。其间，她还去过武汉求医，同样无功而返。
手术有多危险？
布舍开始寻求艾滋病草根组织帮助。9月份，她与白桦林联盟取得了联系。虽然负责人白桦认为上海完全有能力解决布舍的问题，但苦无出路的布舍还是来到了北京。
白桦回忆，布舍先去了地坛医院，但该院并不具备为她进行手术治疗的能力，随后，她去了北京另外一家著名综合医院，同时也是北京四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医院同意收治，让她等床位。
但20天过去了，布舍没有等到手术的消息。她再次到医院询问，得到了不能手术的答复。
在一番协商之后，该院与布舍达成了一份协议。这份盖着该医院公章的协议书上写道，“诊治医师本准备安排患者住院手术治疗，但因种种原因没能落实，给患者造成不便，并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医方充分考虑到患方的特殊情况和实际困难，反思医患沟通中存在的不足，经双方协商同意，医方将一次性补偿患方人民币3000元整一次性了结此医疗纠纷。”最后，协议书还补充说，“患方不应以其它方式损坏医院的利益和名誉。”
在京期间，布舍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病毒载量检测不到，免疫细胞C D 4的含量是830/ul，这与健康人群的指标几无差别。
张可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医生在手术时要遵循普遍性防护原则，这意味着给艾滋病感染者也罢、乙肝丙肝感染者也罢、没有传染病的患者也罢，手术中都要进行普遍性防护。而这已足够预防因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发生。
“这是被科学认可的。”张可称，“如果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的职业暴露风险很大，世界上早就有专门针对这个病的手术章程了，可现在根本就没有。”
卫生部防艾工作媒体通气会上的消息印证了张可的说法。11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艾滋病职业暴露是1043人，其中来自医疗机构直接为病人手术或提供其他医疗操作的是700多人，通过规范处置，目前没有发生一例感染。不过，“艾滋病职业暴露发生后，暴露者承受了很大心理压力与服抗病毒药物预防的毒副作用”。
北京一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他的同事曾遭遇职业暴露，此后被要求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有时会发生呕吐、腹泻等症状，且精神压力非常大。情绪的低谷在这位同事身上持续了三个月，待H IV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得到一定缓解。但之后他还继续接受检查，直到完全排除了感染的可能性，“作为身边的人，都能感到他的压力”。
刘鸣认为，医护人员顾虑手术风险的紧张心理可以理解，而恐艾大多是因为没有在实际中接触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像学车后，虽然理论和技能都已掌握，但第一次上路难免紧张。”
矛头再次指向慢性传染病收治体制，张可称，集中收治一方面对医护产生了艾滋病比其他病特殊的心理暗示，一方面也减少了医护实际操作的经验。
草根组织“私人关系”
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似乎是布舍距离手术最近的几天。这时因为肿瘤的原因，她的一只耳朵已经几乎没有听力。
转机发生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小峰事件”引起了社会关于法律、现实、伦理的各种讨论，虽有观点针锋相对，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难的问题无疑以最高光摆在了公众面前。
11月28日，白桦林联盟负责人白桦在微博上写下了布舍的遭遇，并谴责曾与布舍签下协议书的医院。该医院一位拥有众多粉丝的医生转发了这条微博，布舍的遭遇引发了关注。
11月30日，天津“海河之星”负责人李虎在北京接受了央视采访。该栏目还邀请了布舍。虽然这并不是布舍所想的，但为了“抓住绝望中的一丝希望”，她最终还是上了电视。
之所以绝望，是因为那段时间，布舍正在佑安医院等待手术，进展并不顺利。孟林说，得知布舍情况后，他打电话给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吴尊友又打电话给卫生部门，帮忙协调此事。
这些推力令布舍的手术一度出现曙光，但随着世界艾滋病日过后，全民一股脑关注艾滋病的热潮退去，治疗再度陷入僵局。白桦称，此时他动用了草根组织的私人关系，又助了布一臂之力。
草根组织助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不只发生在布舍一个人身上。
今年12月初，一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距离预产期还有约10天，为她做母婴阻断的重庆市江北区妇幼保健院告知无法为她剖腹产，理由是孕妇的心脏不好，去大医院更合适。最终孕妇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草根组织帮助之下，转到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生产。
孟林称，通过草根组织所积累的私人关系，是现实中解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另外的几种方式还包括小峰所采用的隐瞒病情、去私立医院等，“并非长远可行”，他承认，那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而，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一台手术所困的同时，草根组织也前途未卜。
在中国最大的两个资助艾滋病项目的全球性基金———全球基金和比尔。盖茨基金，将在2013年年底退出中国。全球基金每年在中国投入达1亿美元以上，比尔。盖茨基金每年投入约1000万美元，许多草根组织的经济来源依赖于此。
白桦担心，若无足够资金，很多草根组织可能活不了。而孟林则忧虑，为资金所困的草根组织会失去独立性，无法在包括手术难的诸多问题上帮助感染者或为感染者发声。
(重庆时报记者陶昆对本文亦有贡献)
感染者布舍的一台手术
从7月等到12月，辗转上海、武汉、北京
眼耳鼻喉科医院(查出感染H IV，手术取消)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无能力为其手术)
武汉求医(无果)
北京地坛医院(无能力为其手术)
北京某著名综合性医院(医院同意手术，20天后又取消，补偿3000元)
北京佑安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