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和食品安全，一种名为“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被引进中国并得到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CSA项目已达200多个，分布在全国近20个省市，并呈现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快速推进的势头。
从“小毛驴”到“分享收获”
3月14日早晨6点，家住北京通州区的刘先生准备出门跑步，他打开家门，一箱有机蔬菜已经摆在家门口了。刘先生打开保鲜箱，数了数，蒿子秆、菠菜、小油菜、小白菜、土豆、萝卜，六样蔬菜，外加一块豆腐，不多不少。看着菜根上还带着些许的泥土，刘先生非常满意，“还挺新鲜的”，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这箱重达8斤的蔬菜搬进了屋里。
在此之前的5点半，“分享收获”的配送员李钟祥刚刚放下蔬菜，拿着前一晚刘先生放在家门口的空箱子离开。而他实际上4点多就起床了，然后把今天需要配送的30箱已经由同事们前晚采摘并且处理好的蔬菜装车，核查配送单，5点钟准时出门。这些有机蔬菜全都来自通州51岁农民郎广山的50亩菜地里。
这就是当下正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最早把CSA这一概念引进中国的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而现在，这一概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比如CSA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发展以来，迄今已经发展到约5000家，涉及200多万户美国家庭。”石嫣说。
2008年4月，石嫣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洋插队”，专门研究一种新型的农场经营模式，也就是CSA。随后，石嫣将这一概念带回了国内，并和自己的团队在北京西郊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践行这一概念。
在“小毛驴”，会员提前缴纳一年的订金，农园则负责为会员生产并配送有机蔬菜和肉类，也可以由会员在农园自己租一块菜地，带领全家一起种植有机蔬菜。现在，“小毛驴”已经发展到1000多户会员，并成为全国CSA的发展样板。
2012年，石嫣离开了自己一手打造的“小毛驴”，和自己的团队到通州郊区的马坊村打造了另一种形式的CSA——“分享收获”。而在此之前，其丈夫程存旺则南下江苏常州嘉泽镇，将“小毛驴”的模式进行了复制，创立了“大水牛市民农园”，开始了CSA在三线城市的尝试。
石嫣介绍说：“CSA最大的特点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这种方式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生态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
以“分享收获”为例，农园采用“公司+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由公司向会员收取订金，然后将其中的一部分支付给负责种菜的郎广山进行有机蔬菜的种植，然后由公司向郎广山收购蔬菜，再向会员配送。据“分享收获”的工作人员介绍，会员的订金缴纳有两种选择：一是5880元/年，共配送蔬菜49箱，每周一箱，每箱8斤蔬菜；另一种是9408元/年，共配送蔬菜98箱，每周两箱，每箱6斤蔬菜。另外，如果需要配送猪肉和柴鸡的话，还需要每年分别支附3750元和1800元的订金。通过提前支付订金的方式，农民得到了收益上的保障，而消费者则可以吃到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和肉类。
在对“分享收获”调研的过程中，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郎广山种植的蔬菜不用化肥，而是用大棚外面堆积起来的有机肥，这些有机肥一部分来自于养殖基地的猪粪和鸡粪，一部分则来自于附近养牛场的牛粪。而在防治病虫害方面，郎广山则完全放弃了农药的使用，转而采用粘黄板、防虫网、辣椒水、沼叶等土办法加以代替。据介绍，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口感显老，但却原汁原味，矿物质含量也高。
而在占地110亩的林地养殖基地里，猪场的16头黑猪不是被关在猪圈中，而是被简单圈在3亩多地的果园中，可以自由活动，而鸡场的700多只鸡则完全放养。饲养方面，养殖基地不往饲料里添加任何激素，而是完全用农园自己生产的玉米、麸子、豆腐渣以及菜叶来饲养猪和鸡。当然，采用这样的饲养方法，猪和鸡的生长周期也在无形中拉长。养殖基地的饲养员蒋科介绍说：“我们这里猪要七八个月才出栏，比市场上一般的猪要长两三个月，而我们的柴鸡要至少5个月才出栏，比45天长成的白羽鸡长多了。但这样养成的猪的脂肪能厚达三指，猪肉的口感也好，而鸡肉也比一般的鸡肉耐嚼得多。”
现在，“分享收获”已经发展到300户会员，预计随着昌平和顺义两块基地的建成，今年的会员将达到800-1000户。而“大水牛”今年的会员数量也将从150户发展到350户。
让农民真正参与进来
与国外的CSA已建立起的成熟的发展模式相比，国内的CSA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发起者众多，组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总体上看还处在对发展模式的探索阶段。
据石嫣和程存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目前国内的CSA按发起者的身份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由小农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比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山东济南我家菜园；二是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厦门土笆笆；三是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CSA，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四是由NGO发起的CSA，如上海生耕农社。
而如果按组织形式划分，形式众多的CSA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一种是像“小毛驴”、“大水牛”这种公司租地开办农场，然后与消费者对接的；另一种是像“分享收获”这种采用“公司+家庭农场”或者“公司+合作社”的方式，然后再与消费者对接的；再就是绕过公司这一中间环节，由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而现在围绕CSA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CSA应该以什么形式来组织上。
石嫣毫不讳言，自己当初离开“小毛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创始团队的“理念不同”：CSA的本质是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话，建立彼此的信任，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自己应得的收益，但“小毛驴”采用的是自己租地办农场的经营模式，在其中耕作的农民是雇佣来的，工资不高，远谈不上从中受益。“‘小毛驴’本质上还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救，无论是‘配送份额’还是‘劳动份额’，受益更多的是消费者，农民远没有参与进来。而从历史和经验来看，消费者的各种自救最终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石嫣说。
而大水牛市民农园的总经理刘桂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两种模式实际上各有春秋，“‘小毛驴’和‘大水牛’的优势在于雇用农民来种地，可以从内部把控风险，劣势在于运营成本会很高；而‘分享收获’的运营成本相对来说更低，但在监督农户生产方面则会面临许多难题。”当然，刘桂瑜也承认，石嫣和她的团队目前所经营的“分享收获”的运营模式会是未来国内CSA的发展趋势，而“小毛驴”和“大水牛”带有更多实验的性质，“我们发展目前这种模式的必要性在于探索经验，先组建内部的一些管理制度，完善行业的标准以及生产的技术标准，尽量把一切量化，让农民看到效益。”
当然，“分享收获”也还不是最正统的CSA，依照国外的模式，最正统的CSA应该是去掉像“分享收获”这样的中间环节，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对话。石嫣也承认，“现在我们生产的有机农产品之所以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增加了一块企业运营成本，而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能直接找到彼此的话，当然能大大降低这一块的成本，价格也会便宜很多。”
但为什么不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呢？在石嫣看来，目前国内的条件还不成熟，她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如果农民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当然是最好的，但从国内CSA的发展的状况来看，农户实现自我对接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既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也无法构建城市直销渠道，一般都需要NGO、公司等主体给农民注入一些资源，这样逐渐把农民带动起来，再让农户自己去做，这个是有可能的。”
她同时表示：“在目前CSA的体系中，农民当然是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由他自己来做决定，而是我们跟他共同协商，再作出最终的决定。”程存旺进一步介绍说，国外CSA体系中的生产者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农场主，力量强大，能直接找到消费者，而国内CSA体系中的生产者则是小农户，自己找到消费者的难度很大，需要一个中间环节，而且这种状况短期来看难以改变。
石嫣也跟中国证券报记者谈到了未来中间环节从CSA中退出的可能性，但最初的成本由谁来支付又是一个问题，“比如成都的安龙村，最初由NGO发起成立，支付了大量的治理成本和组织成本后，现在已经实现了农民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但最初的那些成本该如何支付呢？”石嫣说。
“CSA一定要赚大钱”
作为新兴的农业经营模式，处于发展初始阶段的CSA很多时候需要地方政府在用地、资金等各个方面的扶持。而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就要让它变得“有利可图”。
大水牛市民农园所在地的嘉泽镇党委书记吴小琴说：“CSA一定要赚大钱，这样，地方政府才有扶持其发展的积极性，农民也能得到实惠；如果无利可图，它就成了一个盆景了。”
目前国内各种CSA形式的组织已达百余家，项目达到200多个，分布在全国近20个省市。但CSA如何找到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现在仍处于探索中。不过，据程存旺测算，当CSA会员发展到300户的时候就可能实现盈利。比如“分享收获”，目前就有300户会员，已经盈利了。而“大水牛”今年的会员也将从150户发展到350户，预计今年将扭亏为盈。
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内形势的发展和一些新情况的出现，为CSA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离土地越来越远，对土地也就越来越思念，而CSA给消费者提供了亲近土地的便利条件，无疑满足了很多消费者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品的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从“吃饱”转移到“吃好”上来，而中产阶级的崛起无疑为CSA提供了广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另外，随着近些年国内食品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消费者越来越关心食材的来源和自身的健康，而CSA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从时间上来看，CSA的正式崛起也正是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
当然，就国内情况来看，CSA的发展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其实CSA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当下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石嫣介绍说，“比如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而人力成本也越来越高，再比如农业基础设施差，乡村公共服务落后的问题，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都给CSA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常州市大水牛市民农园实地调研时也发现，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前期的改造费用占用了“大水牛”很大的一块成本。大水牛市民农园总经理刘桂瑜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我们这块地两边都是河道，而中间是凹下去的，光是建设排水设施就占用了我们很大一块成本。而很多地方修建农场的时候，还要建设道路、改良土壤。基础设施落后的话，需要的前期投入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在实际运营中，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则构成了最大的成本。刘桂瑜进一步介绍说：“先说人力这一块，嘉泽地区的人力成本是很高的，我们雇用一个农民一天要花100块钱，这比我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要贵。再就是管理成本，一块地要用多少人，多少人合适，怎么用，这都在管理上给我们提出了挑战。说实话，我们现在的管理还处在摸索过程中。”
而从农民的角度而言，如何种好有机蔬菜也给他们提出了难题。以郎广山在“分享收获”的种植为例，尽管之前他已经种植了20多年蔬菜，但在跟中国证券报记者谈到这一年来种植有机蔬菜的感受时，他还是一边盯着菜地，一边连连摆手，“相当的费心，相当的累”。
据郎广山介绍，自己以前种菜的时候都是统一种植，统一收获，可现在考虑到配送问题，安排种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一茬菜要分好几次收获，这样就难免出现茬口接不上的问题。”再就是随之而来的蔬菜质量问题，“前期我可以保证配送的蔬菜质量是合格的，但到了后期就难免出现不合格的问题，比如叶菜，45天的生长期是最好的，再往后品相就要降低。”郎广山说，“而且变化永远要比计划快，如果赶上天气原因，比如说阴天下雨，质量就更难保证了。”另外，种植有机蔬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工，据郎广山介绍，由于不能喷洒除草剂，自己必须亲自下地除草，而且运输有机肥也是个问题，还必须得自己酵肥，“这些都相当麻烦，所以十分地费心。”
除了经营问题，CSA的推广也面临不少挑战。从目前来看，国内的CSA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要向二三线城市大规模推广还存在不少困难。刘桂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比如在常州，人口基数也就500万，想从这500万人口中找到足够的消费者是很难的。而在北京那种二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找到足够的消费者就要容易得多。再就是二三线城市，特别是三线城市，本身离土地就比较近，可能亲戚家就是种菜的，要获得健康安全的农产品要比在一线城市容易得多，对CSA他们并不稀奇，消费欲望也就降低了。还有就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普遍要比一线城市消费者的关注度低。”
想起小时候的味道
在分享收获市民农园采访时，正赶上一批消费者在农园参观。带着一家三口前来的董先生看得仔细、问得明白，他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解释，真正的有机农业，不光要求生产环节是有机的，整个大的环境，比如土壤、水分、空气都要达到有机标准。他说：“这是一个尝试，能让你吃到相对健康的东西，并且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向追求食品安全的方向进步。”
很多来参观的消费者都是像董先生这样一家三口齐上阵，一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魏先生表示：“我们之所以一家三口都过来，一是觉得食品安全是全家人的事情，必须都过来看看，二是觉得把小孩带过来，让他从小就接近土地，也有利于他增长见识，还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在大水牛市民农园采访时，总经理刘桂瑜也告诉记者，他们曾经对“大水牛”的会员做过一个统计调查，发现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而且有很多还是孕妇。看来很多家庭已经意识到，食品安全也要从娃娃抓起了。
CSA高昂的有机食品价格并没有制约其吸纳会员的速度，即使“分享收获”的一只柴鸡要卖到150元，一斤猪肉的价格也高达45元。将CSA引进国内的石嫣指出：“这更多的是一种观念的问题，有人买一款5000元的手机可能都不觉得贵，但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掏5000块钱为什么要觉得贵呢？”董先生说：“我们也不是钱多得花不完了才来购买有机农产品，而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身体健康太重要了！”
临走时，董先生已经与“分享收获”签订了合同，成为了正式的会员；而魏先生也显然动了心，因为中午在“分享收获”的食堂吃饭的时候，他觉得“这里的萝卜有小时候的味道”。
现代农业亟需人才
社区支持农业(CSA)在国内的快速发展，跟石嫣的个人魅力密不可分。在招募会员时，很多人就是冲着“乡下种菜的女博士”、“中国公派美国务农第一人”之名而来的。而通过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人们在认识石嫣的同时也逐渐认可了CSA的理念，最终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如果没有石嫣和她所带领的团队，很难想象国内的CSA现在是什么模样。
在实际的运营中，石嫣和她带领的团队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水牛市民农园的创始人程存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虽然都是CSA，但美国的CSA和国内的CSA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CSA中的生产者是大农场主，本身就很有力量，可以发现市场，直接跟消费者对接；而国内的CSA中的生产者是小农，缺乏资源，难以与消费者对接，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来搭建这个桥梁，而石嫣跟她的团队做的正是这件事情。
前段时间中国证券报记者报道过山西永济蒲韩社区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谈到蒲韩社区的成功经验时曾说：“蒲韩社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它有郑冰这样一个带头人。”他甚至坦言，现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最缺的就是带头人，也就是人才。
一旦有了人才，农业似乎真的可以搞活。蒲韩社区，52人的管理团队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达38人，其中不乏很多大学生。社区办公室秘书梁晓莉说：“蒲韩社区成功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年轻人的到来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蒲韩社区的成功难以复制，那么，农村人才的引进能像石嫣和她的团队那样空降吗？恐怕也很难。在大水牛市民农园所在的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调研时，中国证券报记者同时走访了小镇上另一个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姬山书院，秘书长张斌在谈到社区建设时无奈地表示：“现在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非常需要一个带头人，而我们虽然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我们毕竟不是当地人，很难深入到他们中间去。”而令张斌尴尬的是，在那里工作已有时日的他甚至连当地的方言都听不懂，更何谈组织和带领作用。而石嫣和她的团队所起到的也更多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者当中去，“公司+合作社”中的“合作社”还得由农户当中的带头人自己来组织。
吸引当地人才回农村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面临“谁来种地”这样一个世纪难题的背景之下。但问题是，先甭说农业人才，现在连最基本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在流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城务工，因为现在种地的收益极低，比如说种植大田作物，一亩地的收益也就三四百元，要远远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年轻人纷纷进城既是无奈之举也实属明智之举。
这几年，类似“种地收入提高，农民选择留守农村，城市务工人员短缺”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但这似乎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嘉泽镇党委书记吴小琴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这里农民从事苗木种植的收入很高，甚至比进城务工的收入还高，但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还是依旧选择进城？这并不是单单的收入问题，我们的农民种植苗木，从幼苗到长成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太累了，现在年轻人谁还愿意吃这个苦？”
到底该如何把人才留在农村，又该如何培养农村当地的带头人，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