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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如南
10月18日，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访华团与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中美慈善高端对话―――慈善传统与家族慈善”的座谈会。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正在成为慈善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为代表的国际慈善组织与国内机构开展深入交流与持续合作，期待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引入新理念，带来新方法，提供新资源。
座谈会上，基金会主席理查德・洛克菲勒说：“大量财富的积累往往带来的是伤害与痛苦，而做慈善则能消灭痛苦，带来平和的欢乐。”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慈善观？
从文化上看，西方世界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其宗教背景有一定渊源。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写到，“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于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作为“上帝宠儿”的约翰・D・洛克菲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他成长在新教的教会家庭环境当中，将个人财富的积累看做上帝的旨意，而在其人生后期所致力于慈善事业时，也认为是对上帝恩惠的回报。
当然，这种慈善行为的背后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反托拉斯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这时人们开始普遍开始反思资本集中的社会后果。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资本扩张，建立起以标准石油公司为代表的大型集中式资本主义公司体系。托拉斯一方面独占市场，另一方面侵蚀农民、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反弹。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反托拉斯法才得以以制度化的形式完善。这时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大资本家开始回归文化，反思财富的意义。现代社会中的企业一方面在财富生产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从社会财富的科学分配和可持续性使用出发。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后的洛克菲勒投身于慈善事业，与卡耐基等人共同开启了现代慈善基金会的新篇章。
可以看到，市场以资本逻辑主导的财富初次分配和政府以社会公平主导的财富二次分配机制之外，社会以道德逻辑主导的财富第三次分配开始以慈善的形式呈现。这一过程与公民社会理念的形成与实践同步进行，为社会贫富不均和矛盾冲突的解决做出了贡献。巴菲特就在2010年的中国慈善之行媒体见面会上指出：“当前美国每年大约2%以上的GDP被当做善款应用到社会发展当中。”
反观今日之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社会生产的活力逐步释放，社会财富逐渐得到积累。但是这种财富积累背后的分配结构并不合理，阶层性、地域性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国家和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急切需要引入社会参与机制和完善财富的三次分配机制。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中大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研究员，公益传播研究所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