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基金会中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单纯将其所做的事情视为一份普通的工作，那对于草根公益组织的工作者而言，薪酬并不具备吸引力，福利有些甚至无从谈起，但工作更需要踏实卖力，所以，对机构理念的认同、对自己理想的坚持则可以说是必需品。
在本报所进行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很少有草根机构工作者在对工作的态度一项选择“只是一份工作”。但机构不能总把理想拿给员工画饼充饥，长远看来，员工薪酬始终是限制草根机构发展的瓶颈。
员工说
绿孩子儿童阅读研究中心总干事 李玲
低工资只适合初创阶段
在来到绿孩子儿童阅读研究中心之前，李玲做过两份工作，第一份是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力企业，第二份就是到了公益机构。当初离开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李玲是有勇气的，也是有梦想的。
2007年，她从此前只是到打工子弟学校给孩子讲课的义工，成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公益从业者，开始专门做与儿童教育相关的项目。两个项目一起操作，拿到手的薪水只有不到1000元，生活所需还要靠以前的积蓄“吃老本儿”。
即便如此，初入公益行业的李玲并没有过多考虑薪水的问题，当时还一度认为“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拿工资呢？”
然而因为待遇低，机构人员流动性很大，慢慢地，有三个专职人员陆续离开。“这样的机构为什么留不住人呢？”“人员的流动对项目会有怎样的影响？”这时她开始真正考虑薪酬问题了。李玲认为，每个机构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已经处于稳定甚至快速发展阶段的机构来说，其薪资水平必须能够吸引到它希望留下的优秀人才。对于还在初创期的机构，其本身的生存都是问题，这时候团队就很重要，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标，愿意拿出自己的精力把机构做强大，也势必需要员工做出一些奉献。“但必须给这些有贡献精神的初始团队以回报，这种回报是认可，不一定是金钱上的。”
“有时候我觉得比较痛心的是，一些初创机构把有热情、有专业能力的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李玲说。
2009年，李玲来到绿孩子担任总干事，这家由儿童文学作家、绘本作家、儿童文学研究学者等共同发起的机构，在2012年入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新工场协力中心，获得青基会的协助和扶持。目前除了李玲之外，机构还有一位专职和两位兼职工作人员。
“刚来时工资是2000多，现在拿到手的是3000，另外也有保险等。”李玲认为这个工资还可以，绿孩子最吸引她的是机构的成长空间和发起人的支持，“在别的机构不一定能获得这么强有力的支持和信任，并且能够与每个家庭做非常具体的交流。”
对于未来的计划，她说，绿孩子在儿童阅读上有很多第一手的研究案例和经验，希望以后有一些服务可以收费，让市场认可儿童阅读的价值，实现自我造血。而待遇方面，“三年内，我相信绿孩子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拿到一个在行业内同等规模的机构中有竞争力的工资。”李玲充满信心。
增城市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张元（化名）
遭遇不靠谱机构 受打击
张元（化名）是增城市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
其实，他现在的工作与所学并不对口。他是学外贸专业的，刚毕业时也进入了一家公司工作，2012年，经过朋友介绍和建议，张元了解了社工这一职业，觉得自己比较适合，便去了自己家乡增城市某社工机构做社工。然而现实的遭遇让他实在哭笑不得。
2013年，张元取得了社工证，并持有心理咨询证。根据广州市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及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薪酬待遇实施办法（试行），持有初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二级助理社会工作师，薪酬指导价位是3500元，但机构实际给出的工资是2500左右。“2012年刚入职时候，机构还没有接到政府购买，那时承诺工资是2800元，可实际拿到手只有1600左右。”除此之外，令他失望的是，机构再没有其他福利，也没有提供学习和升职机会，本该有的“五险一金”也没有完全按时缴纳。
一年后，这家机构的专职社工由原来的20人缩减至11人。许多人离开，是因为单位拖欠本就不多的工资和社保。在人员流失之后，机构招聘了可以付低工资的实习生来承担政府购买的项目岗位。“这必然也会影响项目的完成质量。”他说。
而事实上，这家机构所承接的两个街道项目确实没有通过评估。张元告诉记者，就在9月13日，当地民政局宣布这家社工机构与之前入驻服务的两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解除合同，参与项目的社工不用再去上班了。
如果从这家社工机构离开，张元还是想继续留在公益行业，服务自己的家乡。但增城市社工机构不多，他希望政府对这两个社工项目重新招标后，再转到其他有人员需求的机构继续做社工。
组织说
天津绿领联合发起人 董剑
做好传播 吸引人才
绿领是天津的一个2010年才成立的环保组织，目前还没有获得正式注册。4个专职工作人员中，除了两位创始成员，另外两位，一个是参加了机构组织的培训活动，很认同机构理念加入进来，另外一位则原来就在NGO工作，觉得绿领更有学习和发展的空间。
对于怎样吸引人才，工资显然不是主要因素。联合发起人之一董剑说，目前员工工资在两三千块左右，在天津来说与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工资水平相当，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除了基本工资，一些项目工作也提供补助。董剑认为，绿领的吸引力在于其活力、行动力和工作执行力，另外，机构会为每位工作人员提供公益学习、交流的机会，如果这种学习需要付费，机构也会承担。
绿领目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基金会，如阿拉善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两三年后，员工待遇能否提升，董剑说要看机构发展状况，毕竟不像大机构那样有完整的薪酬体系，有固定资金支持，“我们的资金更多是跟着项目走。如果项目做得比较好，肯定会首先考虑逐步提高人员工资的。”他说。
工友之家创始人 孙恒
靠文化理念留住人
说到工作人员的工资，工友之家创始人孙恒有些无奈：“这儿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但是没办法，因为资金压力比较大。”
工友之家及其发展的工人大学、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等几个机构，工作人员待遇不尽相同，但大致在2000元至2500元，这个工资基本能满足员工在北京，或者严格说，是在北京郊区的最基本生活需要。
“工友之家成立10多年，核心团队中的七八个人还在这里。但做具体执行工作的员工流动性相对大一点。”工作人员的来源，有从社会上招聘的老师，有参与活动后留下来的志愿者，也有工人大学自己培养的学员。孙恒也觉得缺少一些企业经营的人才，但工友之家一般不对外进行招聘，而是从志愿者中选择或从机构现有人员中培养。
谈到工友之家可以留人的因素，孙恒说，一方面是组织的使命和目标，工友之家是为工人群体服务的，很多人想为这个群体做点事情，或者他本身就是工人出身。另一方面就是组织的文化，十年来，工友之家的员工过得更像一种集体生活，内部成员之间提倡平等团结、互助合作，营造出来一家人一样的氛围。这对在外打工的人们来说是一份难得的温暖。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 李涛
基金会应协助草根机构改变发展环境
今年是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成立的第十个年头，负责人李涛以协作者为例，分析了草根组织吸引人才的优劣势。
李涛认为，公益组织发展要有专业性和持续性，人才是保障。但草根NGO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项目资助，而项目资助一般对人工费用压得很低，这是导致草根机构待遇不能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NGO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劣势，比如户籍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工人才的优惠政策，但体制外的NGO很难享受到。“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有利好政策，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对于体制内外不能均等对待，导致草根机构在人才的境遇上更加边缘化。”李涛如是说。
NGO吸引人才的另一个难点是地区间的不平衡。一个地区的政策往往对草根机构影响很大，比如深圳等地都在大力进行政府购买岗位，社工一个岗位一年的资金可以达到七万五千元。这也导致前几年公益行业的人才尤其是社工人才出现了“孔雀东南飞”。公益人才的另一个流动方向是由草根机构流向了基金会。这都构成了对草根机构吸引人才的挑战。
李涛认为，如果草根组织不能很好地掌握外部资源，就永远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这不是仅靠草根组织自己能够解决的。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的草根组织发展不起来，对于整个公益行业也有损失。“希望更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金会能协助草根机构去改变他们的发展境况。”李涛说。
而草根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专业使命感和行动力。“凡是青年人愿意投身公益，都是有些专业能力和理想的，希望通过理想的实现体现个人的价值。”李涛说，“草根机构所做的公益不只是概念和口号，而是扎根在社区里踏踏实实去服务，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使边缘人群能够受益。草根组织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以使命来吸引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