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一个公益机构心存疑虑，就不要捐款给它，直到你能确信：它是可靠的。这样做，既是对自己的捐款负责，并且对整个公益行业的良性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关于捐款的争议，越来越多见诸各类公共空间，如微博、媒体报道，最近，晶报阳光基金发起为一位白血病孩子尹尹募捐，尹尹的妈妈看到另外一位病童怡怡，将部分捐赠转赠，也引起一些公益伦理和公益规范的争议。
如果按照2007年民政部允许民办基金会注册，或者按2008年是所谓中国的慈善元年来算的话，中国的公益慈善仅仅是一个孩子，相对从前我们很少捐赠，或者是把钱捐给官办机构不闻不问，大家现在开始重视自己的捐赠，开始审视公益机构是否符合规范，这本身就是行业发育的体现，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讲捐赠牵涉的公益伦理和公益规范。
公益伦理有待形成
所有关于公益、慈善出现的一些矛盾，其本质就是背后的公益伦理的冲突和公益价值观的冲突。各种质疑和争论的背后还是我们的价值观和公益伦理。
腾讯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坦言，他并不喜欢“伦理”这个词，不过，公益组织是使命优先，由价值观驱动的，其本质是在“贩卖”价值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背后一定有一个价值观在支持。这个世界怎样才能变得更好？这个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这些都是价值观问题。如果没有了价值观，我们所有的公益、慈善活动可能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于发展时间短，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系统的价值观，没有形成自己的公益伦理。
窦瑞刚说，近几年来，所有关于公益、慈善出现的一些矛盾，其本质就是背后的公益伦理的冲突和公益价值观的冲突。各种质疑和争论的背后还是我们的价值观和公益伦理。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应该捐出一部分钱来帮助其他的人，让企业、社会组织把本属于他们的合法财富贡献出来，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原动力又在哪里呢？
美国的现代公益、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的兴起，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兴起，是资本精神的崛起，但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和资本精神的兴起背后是宗教改革。为什么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聚集的巨额财富捐出去成立基金会？追根溯源，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财富不属于他们。卡耐基说过，我们是代表上帝管理这笔财富，我们必须把这笔财富用好。
现代公益，实际上是传统的公益慈善和市场经济融合之后的产物。比尔·盖茨最近写的《致学生的一封信》讲到了“比尔·盖茨基金会”的经营理念，它的本质是如何能够让捐赠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捐赠爱心、奉献爱心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要做的，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干，所以委托公益组织去干。
窦瑞刚和美国夏威夷“联合劝募协会”主席讨论过公益伦理的问题，究竟小额捐赠人和公益机构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夏威夷那个“联合劝募协会”的主席告诉窦瑞刚，有些人本来就要捐钱，但是时间比较忙，没有时间去找信得过的公益、慈善组织，所以请他们来找信得过的公益组织，也就是说，联合劝募协会这个组织在帮这些捐赠人，帮他们把他们的爱和善传递到最需要的人那里。在他们看来，公益慈善组织就是一个中介组织、服务组织，一方面服务的是捐赠人，帮捐赠人实现他们善的一面、爱的一面。捐赠爱心、奉献爱心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要做的，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干，所以委托公益组织去干。
但是，在中国，每个捐赠人站在道德的高度上看这个问题，我们的钱都给你们做好事了，你们怎么能拿工资呢？所以没必要拿工资，行政成本应该为零。
缺乏公益伦理
易陷道德困境
美国“联合劝募协会”主席也曾把小额捐赠人的钱变成了他个人的豪华游艇，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报道美国老百姓不给公益慈善组织捐钱了。
“郭美美事件”发生以后，国内公众的捐赠数额出现明显的下降。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窦瑞刚也跟美国同行讨论过美国的公益丑闻。像美国“联合劝募协会”主席也曾把小额捐赠人的钱变成了他个人的豪华游艇，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报道美国老百姓不给公益慈善组织捐钱了。不可否认，这个丑闻短期内确实对联合劝募协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美国人即使在金融海啸中，捐赠金额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
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组织，要把自己的合法财富、可支配的财产捐出来帮助陌生人，背后的价值观或者公益伦理是什么？窦瑞刚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我们中国的公益慈善的现代化道路很难走，我们还是会纠结在很多问题上，最后无论是捐赠人还是公益组织都会进入到道德的困境。
把钱捐给谁？
看项目有没有完善的逻辑、计划和组织，是否足够有效率，能够确保目标的最终实现。此外还要看这个项目，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是否全程透明、公开，接受大家的审核。
针对一般公众如何考察一个公益机构，真爱梦想基金会秘书长吴冲说，如果对一个公益机构心存疑虑，就不要捐款给它，直到你能确信：它是可靠的。这样做，既是对自己的捐款负责，并且对整个公益行业的良性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吴冲还提出，应该针对具体的项目去捐款，而非针对机构。如此一来，考察就变得容易些。他归纳为四看：
一看项目目标是否有明确的指向性。不是泛泛地称所谓的“救灾捐款”，而是有针对性的救灾项目，比如“给灾区1岁以内的婴幼儿提供每日所需奶粉”项目等。
二看项目目标是否与国家救灾与重建工作重叠。社会公益行动，应当是国家行为的补充，而不是代行政府职责。比如在救灾过程中，对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力量一时顾及不周到的地方展开“救急”；再比如，重建中小学，国家一直在做。
三看项目目标是否与自己的价值取向、关注点相一致。比如你特别关心灾后人们的心理问题，就捐款给与心理支援方面有关的项目。
四看项目有没有完善的逻辑、计划和组织，是否足够有效率，能够确保目标的最终实现。此外还要看这个项目，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是否全程透明、公开，接受大家的审核。
信息公开是个技术活
信息披露也是有成本的，公益机构作为信息披露的主体，需要确定好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在机构公开性、透明性与机构成本、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大家都开始认识到信息披露对于公益行业的重要性，壹基金合作发展部总监霍庆川认为“信息披露是个技术活”。因为信息披露是以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为前提，而且信息披露也需要成本，包括信息采集、信息处理都需要成本。从理论上讲，公益机构可以将一支铅笔、一块橡皮的询价、采购、使用情况都披露出来，如果信息披露降低了公益机构的效率，大幅度增加了公益机构成本，这是得不偿失的，也是捐赠人和社会公众所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公益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在理事会、监事会引入捐赠人代表，请专业项目监测、评估机构对项目实施绩效进行监测、评估，请专业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审计等制度性设计和安排，以此来间接实现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对于公益机构的有效监督。
所以，无论是公益机构还是社会公众在讨论公益机构信息披露的时候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信息披露也是有成本的，公益机构作为信息披露的主体，需要确定好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在机构公开性、透明性与机构成本、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他们提供观点
窦瑞刚 腾讯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霍庆川 壹基金合作发展部总监
吴 冲 真爱梦想基金会秘书长
腾讯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霍庆川 壹基金合作发展部总监
吴 冲 真爱梦想基金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