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站：绵竹
损失：11117人死亡，90%农房受损，经济损失达1423亿
重建规模：124亿元，9大类108个项目
对口援建：江苏省
绵竹新貌
绵竹，当时在地震中也被划为十个极重灾区之一。记得那年整个城市弥漫着剑南春酒厂散发出来的浓郁的酒香气。和其他极重灾区一样，不到三年的时间，这座城市也焕然一新。在江苏省的打造下，这个县级城市比起其他极重灾区显得更精巧和雅致，这突出表现在绵竹的乡村建设上：年画村——孝德镇，深山明珠——清平镇（九死一生，屡遭地震和泥石流的清洗），梨花小镇——遵道可谓是四川化的江南小镇，甚至赛江南。
漂亮房子我不想多讲了，前面已经讲得太多。在这个我最有感情的地方，我想讲讲我与朋友们重逢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志愿者，有的是灾后媒体树立起来的明星，有的是当地人。通过与他们重逢的故事或能窥见大地震对部分人的影响和改变。
从离开成都那天抵达绵竹时，我花了将近20天终于见到老朋友们了。
最先见到的是志愿者的朋友，老高和李杰。老高，深圳人，李杰，河南籍。地震那年，老高刚辞去了移动公司客服的工作；李杰刚从部队退伍。因地震，因缘分，来到了遵道。最初，他们是在遵道当快乐假期的志愿者老师。2008年8月1日之前——遵道的师生搬进板房学校之前，深圳登山协会、万科公民社会项目办公室、成都5.12民间救助中心、友成基金会等多家民间团体联合成立了“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快乐假期”，这个项目在遵道10个村办了12个教学点，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而快乐的教学环境，同时也让家长们安心干活。这个项目吸引了国内外400多名志愿者慕名而来。“快乐假期”项目结束后，他们又做了生计重建的项目——“养兔”“养殖”项目，再后来他们参与了绵竹年画复兴的项目。
见到他们时，他们在绵竹市半边街的一个居民区的二楼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取名“莱吧”。开了一年的奶茶吧可以说是惨淡经营，有时甚至连600元的房租的钱都交不起。“如此惨淡，怎么还在继续？”我问老高。老高说：“我就是离不开我的孩子们。”这个当时被孩子们称为“高大伯”的深圳年轻人在过去的四五年也曾经离开过，回去深圳找了一份当地慈善基金会的工作，呆了不到一年，发现大多数公益机构只讲“筹款为王”，非他个人意愿，在2011年的秋天便又回到了遵道。曾想靠奶茶店能维持生计，这样他便有个固定的地点能经常见到遵道的孩子们。像那个在柴静节目中出现过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一样，这个深圳青年的理想是做一个孩子们的“陪伴者”。他仍是他，但孩子们已经长大。2008年还是少年的学生这时已经是半成熟的青年，有的甚至已娶妻嫁人。不长不短的四五年间：曾经单纯的孩子们开始变得复杂，并且沾染了一些让人看了不是滋味的习气。另一个合伙人李杰，也同样为养活自己的问题而苦恼。这家小小的奶茶店持续几个月入不敷出的生意额让他开始考虑这样的坚持值不值得。李杰在过去的几年也曾经离开，去了北京当了一年的保安。鬼使神差又回来了，用他的话说“舍不得”。其实，对于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志愿者们，都有“舍不得”的情结。特别是在抗震救灾那个阶段，小小的办公室每个月收到上百万的社会捐助物资，从不停的给灾民送温暖中他们找到助人的快乐，从设计项目、执行项目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志愿者，在那样的时段那样的气场，它确实是一种魅惑，以致于让有的人中了毒，自己饥不果腹也要帮助别人。在遵道，时常被我们拿来讨论并感到无法理解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团队一位曾经上过《德阳日报》的志愿者，那时他西安的家里失了火，5万元现金被烧成灰烬，家里并不富裕且是家中唯一男性，事情没处理完也毅然过来这边当志愿者。对于我那并不客气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中了志愿者的毒了吗？”老高和李杰他们俩双双否认，“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走自己的路”是这对难兄难弟给出的回答。他们希望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能解决自己的温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能给别人和自己带来快乐。像老高和李杰这样在四川地震当志愿者后留下来的很少，但很多人当了志愿者后很长一段时间回不去原来的生活轨道。我以我自己的体验分析：在一群集体式的英雄主义情结弥漫的群体，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得到充分发挥，回去一个了无生趣的现实世界，心里是有巨大的落差。
在莱吧，我还见到了我最想见到的朋友——小琪。她是那年我在遵道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以“我教英语她教刺绣”的方式获取了她的信任。她，应该算是地震时期的明星了，国内媒体树立起来的一个“灾后生产自救的典型”。迄今每年的512纪念日前夕，她仍然受到五六家媒体的采访电话；她甚至在2009年还被邀请到日本的大学分享她的故事。
地震给她的人生带来了戏剧化的改变。她是遵道棚花村四组村民，地震时她失去了最心疼她的奶奶。为了减少悲痛，会刺绣的她用手中线来平抚自己的心情。后来，她向志愿者办公室提出了：想在村里成立一个女子绣坊，帮助村里的年轻妇女尽快走出心理阴霾的建议，没想到第二天她成了“灾后自救”的典型很快在网络媒体传播开来。从此，一个无名的绣女成了遵道棚花村的大明星，她的女子绣坊成了外面来的考察团的必考察点。在这种名人效应下，她的几幅绵竹年画绣图水涨船高卖到了三五千，并间接促成了对口援助单位常熟投资近千万元的年画传习所项目在棚花村的落户。
再见到她时，她抱来了一个可爱的两岁女娃娃。她结婚了并当上了母亲。这个重逢并没有料想的兴奋。陌生感是掩饰不了的，她的第一句话用四川话和我这个广东人说：“好不习惯哦。”在过去的几年，她的人生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特别是在走进婚姻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点时，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倾诉，这个年轻的少妇对于一个曾经信任的朋友几年来的不闻不问是有心结的。她说：“结婚那年，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的电话成了空号。你怎么不给我一个电话？”面对这样的问话，我是自责的。我以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再加上不同的生活场景和空间，一些朋友就在不经意间被淡忘了。带着愧疚，我问她生活过得怎么样。她说，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像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她和孩子成了留守一员。她的公婆在新疆农垦，丈夫远赴海南做装修，一家人只能春节的时候才能团聚。
对于媒体，这个几近一个人带孩子的年轻妈妈不再持欢迎态度；对于曾经的志愿者，她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她觉得外面的人其实没有真的用心来关心灾区，大多数只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和角色。当遵道重建进入尾声时，各路志愿者、对口支援者相继撤退，对遵道的年轻人来说反而不适应，这意味着：新鲜、有趣的社区又重新回到一个老气横秋、保守无聊的农村社会。对于她这样一个因为地震而见识了不少人物和大场面的女孩子来说，抛弃她的不仅仅是曾经激发了她的大梦想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朋友们，而且她也被生她养她的保守的村庄抛弃了。她，比地震前更孤独。
李加英，是我一见如故的朋友。她是在灾区我见过的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最成功的故事。
她本来是一个服装厂的女工，服装厂在地震中毁坏，她也就自然成了下岗人员。天性乐观又爱折腾的她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了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快乐假期”秦家坎教学点的志愿者老师。是金子总会发光，她的投入她的认真她的经验让她很快成为志愿者队伍里的明星人物。在志愿者办公室半年的全职志愿者经历后来成为了她跨步式完成漂亮人生转变的重要转折点。2008年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部——中和农信有限公司招项目官员，该机构的本来要求学历至少是大专以上的，只有高中学历的加英以真诚和自己的志愿者经历在面试中打动了评委，成为该机构第一个破格录取的信贷员。事实证明，招聘方是具有伯乐眼光的。2009年，灾区农村进入重建的高峰期，入职才一年的李加英的小额信贷放款业绩是全国第一名，为此她还被请到北京领取荣誉，并接受了世界小额信贷之父——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的颁奖。
见到她时，她已经从业务员升到了“经理”职位。但这个“经理”仍保持着当年的热情。
她邀请我到她重建好的新居去看看。
遵道，大变样了。“玉妃故里”字样的大门广而告之：它的文化品牌是玉妃——传说她是蜀王心爱的妃子，因思念家乡积郁成病而死。死后成仙，见家乡连受旱灾农作物颗粒无收心痛不已故化作一汪清泉。地震那年，它的学校全部夷为平地，名“欢欢”的幼儿园埋葬了64名孩子，镇政府的一二把手也在地震中被埋在瓦砾中，全镇百分之九十八的房子倒塌。仅仅半年，遵道的村庄大部分就开始破土动工，个别村庄比如棚花村甚至已经重建完毕，村民们在新居度过了2009年的春节。
李家英所在的村组秦家坎不像依着山的棚花村那般幸运，棚花村的村民几乎不掏什么钱并且第一批住上了新房子，她得到的资源只有国家那不足2万元的重建补贴。当棚花村的村民们住上新房时，她家还没开始建。一栋120平米的房子清水房差不多要花七八万，加上装修12万左右。这对于一个双下岗的三口之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当有个前来参观的周姓老板听说了她的故事，主动提出赞助10万来帮她盖房。她说：“谢谢。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靠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房子建起来。”
当2008年底幸运地被聘用为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员时，她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对于这个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中年女子来说这个工作实在是挑战太大了。那时，她还是一个电脑文盲，甚至连拼音打字都不懂。白天她骑着那辆男式摩托车挨家挨户送宣传资料递名片，晚上回到家学习使用EXCEL 表，天天忙到凌晨一两点。苦心人天不负，第一个季度后这个连打字都不会的农妇做到了绵竹地区第一名的业绩，一年后她一个人完成了480万的放款，成为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全国范围内的头牌业务员；到了第2010年，她又多了一项“第一”——拥有有效客户数最多的业务员。
她说，她的这么多“第一”得感谢在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当志愿者半年的经历。这半年，她跑遍了遵道的10个村，她对于每个村的人口、弱势群体（当时我们更名为待帮扶群体）了如指掌。当2009年1月，她拿着小额信贷的信息表下村时，各村组的村长还以为她代表志愿者协调办公室慰问来了。她的小额信贷信息表被嵌上了“遵道志愿者”的信用标签，人们认为志愿者李家英这次在他们重建最需要资金的时候雪中送炭来了。
“你现在的欠款还完了吗？”“早就还完了。”她对此感到自豪。一个曾经负债接近10万元的家庭现在有存款，有小车，成功过渡到了一个小康之家。她不仅在事业上完成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她用智慧构建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曾经酗酒的丈夫变得更加上进，开着小面的往返于绵竹和遵道跑客运，成了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女儿考上了绵竹最好的中学，且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15岁的女儿骄傲地称自己的妈妈为“英雄”。
现在，重建工作已是收尾阶段，放款业务量不可避免减少，但她似乎更忙了。有一个新角色等着她来挑战，这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小额信贷员被各个分公司争相邀请过去传授成功经验。她说，她想告诉她的同行们：“自助者，人助之；助人者，天助之”。
绵竹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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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程可谓体现了新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家效力。即便与日本这么一个有着地震治理丰富经验的国家相比，三年内完成重建的速度以及这么大的重建规模让日本人自叹不如。在今年三月底，笔者在成都再会了CODE日本海外救援市民中心的新任理事长吉春雅道先生，他说：“2011年3月的福岛地震，3年了，30万灾民仍不得不住在山上的简易板房。因为日本土地归私人所有，迄今政府和土地主仍未能达成满意的使用协议。”的确，这种倾国之力的重建模式唯中国能行。但这种追求速度的重建还是有很多值得斟酌和探讨的地方。
地震灾区是名符其实的大工地，这里让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们出尽了风头，他们让废墟变成了一幢幢漂亮的房子，这些房子在相当程度上让一个不深入虎穴的外来者有一个幻象：四川人民是因祸得福。但你细看细听，这些美丽的新城新村掩盖不了人们巨大的压力。第一层压力：债务压力。在农村地区，为盖新房几乎家家举债。而从2012年开始，从银行借来的小额信贷到了三年本息归还的最后期限。大部分的灾民在这个问题上压力很大，一个是经济的压力一个是人情的压力。通常他们都是多头债务，在小额信贷上也押着人情债。在还款的最后期限到来之际，拆东墙补西墙的作法在农村地区普遍流行。家家举债搞重建的模式让灾区人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脆弱。第二层压力:物价太贵了。疯狂上涨的物价在全国是个普遍现象，但在灾区尤甚。越来越多的灾区人对于限期3年完成的重建速度提出了异议。“物价就是从地震后给涨起来的。”几乎每一个灾民都会把帐算到重建上。限期三年内完成，导致了建筑工地抢人工、建材，因为援建队伍大批量的涌入导致了供应的粮食蔬菜食品供不应求。重建完成后，各地的援建队伍迅速撤退，暴发起来的消费市场很快陷入萧条境地，刺激内需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大多数灾民一头还举着债。高昂的物价让商家和百姓两败俱伤，一路上，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物价现在物价太高了。“房子漂亮了，生活水平下降了。”这是许多灾民对目前生活现状的评价。以绵竹和北京两地的水果价格比较，苹果、红枣、香蕉等水果，绵竹平均的单价要贵百分之三十左右……而这里普通职工的月收入不足1500元。
外强内干，是我整个地震极重灾区一圈游下来的总体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