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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吕植的野外足迹

人物简介

吕植,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师从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潘文石教授。1995年任北大生命科学院环境生物学与生态学系副教授,兼任美国史密森学会中心兼职科学家,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物种保护区负责人。知名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保护生物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主任。

如今,我们已不必用“研究大熊猫的女科学家”、“NGO领导者”、“著名环保人士”的标签来介绍吕植,这早已让人失去了新鲜感。只是,我们为什么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她?

一、了解吕植的人开始发现,她潜心“研究”的物种,已经不止是大熊猫。现在,吕植说得更多的,是鼠兔,是普氏原羚,是雪豹,是棕熊。

说起吕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哦,那个研究大熊猫的女科学家”。

然而了解吕植的人开始发现,吕植和她的合作者们,潜心“研究”的物种,已经不止是大熊猫。现在,吕植说得更多的,是鼠兔,是普氏原羚,是雪豹,是棕熊。

1981年,吕植考上北大生物系的时候,学业之外,“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偶然听了一直在陕西秦岭研究大熊猫的潘文石教授的一次讲座,才慢慢地立下了志向,要做大熊猫的野外研究和保护。而当时,她不是潘文石的学生,要想进入这个领域,唯一的办法就是考潘文石的硕士。1985年,吕植梦想成真。

潘文石教授的研究方法,说起来简单,比较符合研究物种的基本方法,就是尽量在野外,通过持续的观察,在不惊动研究目标的情况下,慢慢地发现研究目标的生活习性。但这样的方法,国内使用的人并不多,更多的科学家,习惯于把物种做成标本,或者做成笼子里的“囚犯”,然后居高临下地做研究。这样,研究的“困难”,就成功地推给了研究的物种,研究者自己处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位置。当然,这样的代价,就是其研究成果比较可疑,其研究态度更是存在值得怀疑的地方。

而如果要把“困难”推给研究者自己,就得在野外风餐露宿。10来年间,吕植成了“世界上和大熊猫最亲近的人”。她曾经自由进出产仔大熊猫的洞穴,甚至可以靠学熊猫妈妈的叫声,就让小熊猫爬到她的身上。

如果说,对于大熊猫,吕植更多地是从研究的角度考虑保护,那么,现在吕植更经常“以保护的眼光去做研究”。而且,如果不是特别强烈的要求,吕植已经很少谈起过去的事儿。大熊猫对于她来说,更像是一个已经开始遥远的记忆。

当前,吕植更关注的是几个高原物种,尤其是雪豹、普氏原羚、鼠兔、雪莲等。这些物种,与高原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程度息息相关。

普氏原羚,是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19世纪到中国西北部“探险”和物种考察时发现并定名的,如今主要生活在青海湖边的共和、刚察、天峻等县。有科学家认为它的数量在1000只左右,也有科学家认为它只有600只。按照物种保护的基本理论,一个物种数量下降到1000只,离“功能性灭绝”就不远了。何况,这1000来只的普氏原羚,还被公路、铁路、网围栏等拆分为七八个小种群,数量最大的种群,可能也就100多只。这样下来,1000只普氏原羚与100只普氏原羚,差别不大,因为它们都各自飘零,孤单而充满风险地生活在人类周边。

这样的物种如何保护下去?吕植和她的团队——包括北大保护生物学的相关学者,也包括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研究。研究包括网围栏的高度多少有可能让普氏原羚跃过,也包括当地的牧民如何参与普氏原羚的保护

鼠兔也是如此。世界著名的保护生物学家乔治·夏勒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青藏高原的生灵》,里面对青藏高原诸多物种的命运表示出鲜明的担忧,里面就有鼠兔。在生态学家的眼中,没有一个物种是有害的,给这个世界制造问题的一定是人,不是某个当时被定义为害物的物种。2006年,夏勒博士写了个音乐剧,叫《好鼠兔》,在北京的诸多剧场上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也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研究鼠兔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关系,就成了吕植及其团队很重要的任务。她想搞清楚,到底是鼠兔、高原鼠类的出现破坏了草原,还是草原的退化、湿地萎缩才导致了这些物种的泛滥?泛滥之后,生态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再平衡?人类诸多的灭鼠措施,到底是在保护草原,还是在毁灭草原?

雪豹是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可能不超过3000只,主要生活在中亚的高山地区,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一些“高山”,是它们重要的栖息地。过去,人类很少看到雪豹,中国研究者第一次在野外拍到雪豹照片,也不过是前几年的事。

利用国际环保组织和北大生命科学院的联合力量,吕植推动了对雪豹开展研究。2009年,与青海林业厅组成研究团队,深入雪豹分布的腹地,开展雪豹生态生物学、保护生物学、关键栖息地种群监测技术培训、社区共管保护项目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调查保护工作。除了大量的社区访问、野外观察之外,吕植还使用“红外感应相机”,把这种相机布设在雪豹经常出没的路径中,它一旦进入相机的红外线感应的范围,就会触动相机开关,拍摄下照片甚至视频来。这样,雪豹的诸多生活习性,就会逐步掌握。

 

 

二、环境保护,归根结底,其实是非常简单和快乐的事。正如吉沙、措池、“天珠王”他们让吕植发现了“社区环保潜力”。

吕植其实至少有3个身份,一个是北大教授,二是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三是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这3个身份,让她在自然保护与社会和谐之间,寻找一种融通的力量。

有那么一段时间,吕植喜欢说“关键生态系统”,后来,她更喜欢说“社区保护地”,她总在琢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既然要谈社区的保护力,就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样的社区,对保护有更好的热情。或者,究竟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激发社区的保护热情。

1996年,吕植第一次去西藏,先是去了羌塘草原,又去了藏东南的墨脱、察隅。她惊奇地发现藏区的动物不怕人。后来她又去了四川的甘孜州,感受更深:保护生态环境,对藏族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这让她很震撼。她在秦岭考察时,当地老百姓总是好奇:“你为什么从北京来到我们这山沟沟里吃苦?”

她回答说:“熊猫好玩、漂亮。”

老百姓不信。后来电视报纸报道了她,他们就理解了:“哦,人要出名,是要吃苦的!”

回顾那一段,吕植笑笑:“没办法,这是我们文化里的东西,人们对简单的快乐不是那么信服。”

2005年,吕植所在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康定举办了“神山圣湖与保护地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她邀请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也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诸多“社区保护代表”。这里面,有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汪扎,有来自西藏昌都的仁青桑珠,有来自青海曲麻莱县措池村的牧民,还有来自四川九顶山的余家华。

他们一个个走上前台,与大家分享他们社区朴实而令人震撼的故事。

汪扎所在的香格里拉县小中甸乡吉沙村,旁边有个千湖山,是非常重要的高原湿地。2000年以来,云南有一家旅游公司想要开发千湖山,在山上修建索道、跑马场、射箭场等观光游客娱乐设施,当地村民坚决反对。持续的抗议最终获得了胜利,千湖山没有被开发商掠夺走。但保护过程也是极其艰巨的,村民并没有想像中的团结,也没有想像中的坚强。汪扎,一个自学的藏族牧民摄影师,用他简陋的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了一切。他记下了前期开发的灾难,也记下了美好的风景,记下了大家的冲突,也记下了村民们如何齐心协力面对诱惑和压迫。

措池村的故事也让吕植久久反思——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究竟能否有人在那儿生存?措池村属于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它们的存在极大地提升了三江源保护区的保护实力,也挑战着“保护区应该把人移出去”的常规理论。

2000年以后,青藏草原也开始学蒙古草原,把草场分给牧民,并要求牧民用网围栏将其逐一分开,每家每户的草场形成一个个的封闭空间。措池村民发现,草场都归人类所有之后,很多野生动物连喝水都出现了困难——小河近在眼前,可被围栏隔开,怎么绕也无法靠近。于是他们商量,共同把草原让出一些,把网围栏去掉或者开出一些便利的口子,方便野生动物自由穿行。如果把这样具有强大在地保护能力的原住民迁出,对当地的自然保护,必然带来巨大的损伤。

吕植和她的团队知道这个故事后,对这个样本进行了研究,将其保护方式定义为“协议保护”。他们鼓励村民们继续往前探索,成立“野牦牛守望者”保护协会,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制订了保护协议。村民组成的“牧民环保协会”,制订了保护公约,几乎每一个村民都加入了这个协会,成了当地物种的监测者和守护者。

同样,社区保护的理念在西藏昌都的藏族三兄弟身上也得到了反映。仁青桑珠、嘎玛桑珠、其美郎加是三兄弟,嘎玛桑珠一直在外做生意,收集藏族传统工艺品,尤其是“天珠”,有“天珠王”的美誉,后来一直默默支持着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的成长;仁青桑珠则在家乡成立了环境保护自愿协会,带动乡亲一起捡垃圾、种树、阻挡盗猎者。

当地人是最懂保护的人。通过这些热爱家乡环境的保护者,吕植深刻懂得了这一点。

 

三、2011年以来,吕植所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直想要推广一种带有鲜明保护特点的有机食品“熊猫蜂蜜”,既保护熊猫,更“保护”公众。

2011年以来,吕植所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直想要推广一种带有鲜明保护特点的有机食品“熊猫蜂蜜”。她们在尝试,与大熊猫有关的保护区当地社区的人,能否通过“生计替代”的方式,把养蜂得到的收益,减缓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压迫。而购买这样的蜂蜜,就是对当地社区保护力量最大的认可和支持。

吕植在《熊猫蜂蜜的缘起》一文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27年前的一个大雪天,大学四年级的我跟随潘文石老师首次徒步进入秦岭南坡,从此,大熊猫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野生大熊猫时的狂喜与亲切。但是很快,初入野外的欣喜就被焦虑所取代:森林中斧锯之声不绝于耳,熊猫栖息地在每天缩小。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过去的30年,情况已有所改善。1998年以来,天然林保护措施终止了熊猫栖息地中的商业砍伐,如今国家已经建立了60多个熊猫保护区。然而,还有很多熊猫栖息地仍在萎缩与破碎。建坝、挖矿、修路、城镇化取代砍伐成为新一轮的威胁。”

在吕植看来,大熊猫的境遇是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写照,自然保护仍然举步维艰。于是,她发起了熊猫蜂蜜项目,希望通过引入市场的力量,拉近城市消费者与自然的距离,给社区守护健康生态系统以激励。

熊猫蜂蜜”支持相关社区做3个方面的事情: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如资源监测、水资源保护、制定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社区保护地等;社区生计发展——如养蜂、核桃、生态旅游等种养殖及服务业;公共事务——如道路维修、搭建便桥、环境卫生整治、文化活动等。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关坝村是山水建立的第一个熊猫蜂蜜项目点。项目开展几年后,当地村庄羊群数量减少了4/5,放牧的范围也转移到低海拔地区,减少了对熊猫栖息地的干扰;村民组建巡护队对水资源进行保护,防止毒鱼炸鱼现象,沿沟巡护防止挖药、盗猎、盗伐;村民对蜜源植物和野生动物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测。

如果说,熊猫蜂蜜项目着眼点还是在社区保护能力的协助和提升上的话,那么,2010年以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参与的“饮水思源”项目则明确地告诉公众:保护自然环境,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水源。因为在干旱来临时,有天然林的地方才会有水,没有天然林的地方,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抗旱救灾,而且经常无济于事。在这时候,人们就会知道,天然生态系统的健康,与人类社会的需求稳定间,存在着多少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饮水思源的第一个项目点,在云南。

表面上,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森林覆盖率高达53%,天然湿地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但53%的森林中,包含了面积很大的橡胶林、桉树林和杉木林等人工纯种林,而对涵养水源具有最强能力的原始森林已经很少。据估计,云南的原生林面积仅为全省森林面积的9%。

2009年以来,云南持续旱灾。受灾最严重的滇中、滇东北地区,也是森林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的高发地带。例如,受灾最严重的云南楚雄州元谋县,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12.8%下降到1985年的5.2%,而且这些地区多为干热河谷,很可能进入持续干旱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占据云南主要森林面积的次生林,也正在被大量改造成为人工林,种上了核桃、杉木、桉树等。人工林树种单一,林下植被少,涵养水源能力差,往往是下雨即涝,无雨则旱。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森林项目开展的“引水思源”,就是想让自然的价值得到体现。

在西部,几乎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关于自然与生活的谚语。例如,傣族有“没有树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没有田就没有粮,没有粮就没有人”,而更多民族都有“靠山喝水”这样最质朴的自然哲学。这些都表明,自然的价值在传统文化中其实是被尊重的,只是,随着传统文化的消失和经济的发展,自然的价值正在被忽视,人们赖于生存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逐渐在退化。

从2005年开始,吕植在我国的西南山地推广“多重效益森林”理念,在进行森林植被恢复的时候,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造林,以实现生态、气候和社区效益的结合。同时尝试用“水基金”的方式,来为森林保护者提供生态补偿,并实现其社区经济发展。

2010年的西南旱灾,吕植和她的团队在17位云南艺术家的支持下,开展了“引水思源”项目,为自然保护区周边因为水利设施落后的社区提供帮助,帮助其修建引水设施。项目在5个自然保护区为接近7000人提供了稳定的供水。“引水思源”项目的开展让社会更一步意识到,保护好天然林植被,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是未来西南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干旱的关键。

 

 

四、 吕植似乎进入了一个“只转发,不原创”的阶段。不过,从热闹走向平淡,她从没放过与时代脉搏最密切的那些事件。

最近这一年,吕植的微博貌似“冷清”了许多。2010年左右,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她发来的各地的保护信息,那时她分明就是个“微博控”。但2012年之后,她发的微博显然少了,她开玩笑地说自己:粉丝维护力度不够,最近天天往下“掉粉”。

当前,她似乎进入了一个“只转发,不原创”的阶段。不过,吕植也不是一言不发。国内环保界的大事,其实她一个也没放过。

云南昆明的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备受公众关注。吕植也注意到了这个进展,她认为“公布环评全本是一个进步”,这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也是引导“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走向透明”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为此,她在微博上呼吁大家共同来解读这份报告,以理性、智性的精神,迎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时代的到来,践行一个真正关注环保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实,吕植也发原创消息,有一条还引发了国内环保界的极大关注,她在微博里提到了,尼泊尔警方收缴了将近一万斤的疑似藏羚羊绒,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大家以为已经保护得很好的藏羚羊,仍旧可能遭遇着被疯狂盗猎的命运。

青海当地社区保护者扎西桑俄的各种动态,也一直牵扯着吕植的心。扎西桑俄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白玉寺的佛学堪布(博士)。他爱鸟,从13岁起开始观察各种鸟类,从未学过绘画的他,画出的鸟儿栩栩如生,创办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建立了藏鹀保护区,带领乡村百姓走上了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的道路。扎西桑俄用上了微博之后,经常在上面发布自然保护的观点、事件和讯息。每一次,吕植和山水的团队,都会及时地转发和带动。

 

为了更精准地挖掘社区环保力量,吕植和她所在的团队还致力于推进“乡村之眼”项目。这个项目说起来简单,就是给“致力于保护当地环境的人”发放照相机或者摄像机,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促动这些摄影新手去拍摄家乡的环境,自定选题,自主拍摄,然后通过一定渠道大量传播。吕植的微博,这时就成了极好的“传播助推器”,不移余力地吸引着社会的关注,把朴素而真实感人的自然保护理念,通过照片、短片这些可视化极强的方式,输送到社会生态系统中。

保护需要更多的同行者。环境保护的道路上,吕植一直在努力开拓新道路,发现新伙伴。2013年6月15日,吕植参加湖南卫视综艺节目,现场学熊猫,学鼠兔,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档收视率非常高的电视节目,吕植真诚地邀请大家去三江源保护雪豹,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研究的这些动物能够保留下来,“光靠我不行,需要更多人参与”。

也许,人生最美的东西不在于最终是不是能得到一个奖杯,而在于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研究还是保护,无论面向科学还是面向社区,吕植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这坚持体现在每一次参与,体现在每一次观察与感悟。在这样的坚持面前,科学不再神秘,社区的能量真正被察觉和激发,自然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执着的保护。这才是吕植最为看重的,所以她一直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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