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独立、公正、客观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能否有效地监督中国红十字会？据了解，目前的红监会成员中至少有3位委员与红会之间存在利益交换，或通过商业机构的商业合作，或通过公益平台形成捐赠与受捐的纽带。更有资料显示，红会的2000万元赈灾捐款流向红监会委员所办研究院。
时至今日，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与中国红十字会沾边，似乎都会挑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大腕云集的红监会，走的是“红会救赎”路线，独立、公开、透明，是它的生存逻辑，可事实并非如此。
红监会到底有没有身染“红毒”？终于在运作一段时间后被真相大起底。譬如王永为公众所知的身份是红监会委员，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的秘书长。他以秘书长身份授予被监督人——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称号。又譬如2013年，红会发布《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此“自评报告”由红会委托零点公司所做，零点公司的老总竟然是红监会委员袁岳。再譬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会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投入“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该公益研究院已改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而院长王振耀也被聘为红监会委员……掺杂着明显利益输送关系与利益交换嫌疑的身份错位，这样的红监会在逻辑上又剩下几分公信力？
红会的所有症结，归咎到最后，其实就是两个简单的问题：一是善款哪里来，二是善款哪里去。前者对应于“逼捐索捐”等诡异现实，后者影射着开支无序的混沌历史。红监会与红会在“重查郭美美事件”上的暧昧、犹疑，本就是一出耐人寻味的“大戏”。背后纠结的不仅是敢不敢、能不能、愿不愿的老故事，更直接将红监会的前世今生“拔出萝卜带出泥”。
这能怪红监会吗？红监会委员也是人，是人就脱不了七情六欲。生意人有生意人的算盘、经济人有经济人的主意。选人不当、程序瑕疵，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当年的红监会匆忙上马，“吃饭”的关系厘清了吗？人员安排斟酌过了吗？章程制度经得起拷问吗……
有一点是肯定的，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就像业内人士所言，红监会委员应避免与红会合作，哪怕是纯粹的公益性合作，因为容易有利益牵连，会对其监督带来不公正判断。如果明晃晃的经济业务与荣誉信用都不能撇清干系，红监会何以立命安身呢？看起来，红会“麻烦”不断。但这样的“麻烦”，说到底究竟又是谁的不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