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刚从上海交大硕士毕业的雷闯作出一个重要决定，他要“用脚步丈量中国”，发起“益行去北京”行动：以上海交大为起点，北京国家卫计委为终点，徒步行走去递交“关于将乙型肝炎抗病毒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建议”。9月末，其递交的《乙肝药物降价建议信》获卫计委主任批示，要求疾控局牵头阅研来信，会同有关司局研究逐步有序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措施。
从2009年拿到全国第一张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到2012年通过特快专递向国家烟草局、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再到本次“益行去北京”的政策建言，多年来民间公益人士雷闯以一系列极具创意和策略性的公民举动，为公民的政策参与树立了一方独特标杆。
为尊严而行走，给社会以启迪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作为名校硕士毕业生，你不像一般毕业生那样先找工作，而是将此次公益行动作为毕业离校后的第一件追求。你是暂时选择公益事业还是将来会长期投身其中呢？
雷闯：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在经济条件允许、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在未来五年内我会继续做一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不太喜欢“公益”这个词，因为它似乎给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多人会认为，只有在一个志愿者团体或者公益机构里，你做的事情才是叫公益。但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与很多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相关，我觉得也可以称之为“公益”。现在我的心态同2007年开始关注乙肝问题时已经不完全一样了，更多的是以一种平和的公民心态来做一些工作。做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觉得这么庞大的群体需要发声和被关注。到现在为止，我做这些有关乙肝科普和维权的工作，不只是出于对乙肝问题的关注，更是想以此作为一个载体，让更多人可以从我做这些事情的一些方式和策略里受到启发。
南都：你这次发起“益行去北京”行动，建议把乙肝抗病毒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出于何种考虑选择了这个目标来作为这次行动的诉求？
雷闯：虽然这次是针对将乙肝药物纳入基本药物目录这一目标去行走的，但我倒觉得行走的方式或者过程的重要性大于结果。这次徒步我不仅关注乙肝问题，还想探索在目前国情之下，公民是否可以通过一些非暴力甚至受苦受累的方式，真正地去感化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否能够让他们以相对开放的姿态，来应对这种理性的公民表达。所以我选择这种徒步的方式来检验。
另外，其实在去年我就有徒步去北京的想法，但没能成行。今年我就想刚好把它作为特殊的毕业旅行。去年一开始我是想带着两块砖头的，因为我觉得政府在制定这个基本药物目录时没有考虑到乙肝患者这个群体，可以讲是政府部门的失职，带两块砖头去表示一下批评态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年真正行走时我带的是两棵芦荟，因为“拍砖”还是有一种暴力的倾向，芦荟是绿色植物，很温和。一方面想把芦荟作为一个象征，表达一种善意、希望和理性；另一方面，从传播的角度考虑，在媒体或者公众传播的时候，芦荟的存在给人一种特立独行或是富于创意的感觉，有助于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南都：考虑到政府在相关政策方面没有照顾到庞大的乙肝病患群体，所以你选择用这么一种行动以达到相应的诉求。那么当前乙肝群体的用药环境或者说用药负担到底是何种状况，才促使你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此？
雷闯：以前媒体、社会和政府可能更多关注的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入学、就业方面是否顺利的问题，但是乙肝本身还属于医学问题，自然关系到用药治疗。我通过一些调查以及查阅相关文献发现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现在有2000多万的乙肝患者是需要用药的，而乙肝抗病毒药物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每月要花费几百块到1000多元不等，
若选择稍微好一点的药，每月花费在1000元以上；此外乙肝治疗的时间非常久，用药一般情况下是三到四年，当然也因人而异。所以这使得乙肝患者和家庭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一旦乙肝抗病毒药物被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就会进行统一招标，减少流通环节，有利于降价；这些药物在医院出售时，实行的是零差率销售；各级医院都应该配备，也有利于乙肝患者在不同层级的医院都能拿到药物，方便治疗。
建立基本药物目录是当前医改所推出的一项政策，要说这种政策能使乙肝药物降价多少，其实我心里也没有数，也不认为它能降到50%。所以这次徒步从我内心来讲，更多的是为尊严而行走。即使此政策只能让用药负担下降1%，也不要因为这1%而忽略了2000多万乙肝患者甚至1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益和声音。
“雷闯式”公益维权的行动策略
南都：我注意到你9月29日的微博，有网友质疑你此次行动的成功并非因为徒步进京的“壮举”，而是由于医学卫生界代表、委员一直的提案呼吁促成，你对此回应说曾经有游说过他们。那你能不能谈谈您游说的过程？
雷闯：乙肝药物价格高、未纳入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问题，其实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就有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相关建议或提案。我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和他们联系的：第一种是通过微博，我会尽量按照两会提案或者建议的要求形成建议信，再通过微博联系上那些开通账户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第二是通过写信，在今年年初，我写信给将近600个人大代表，其间有一些人大代表收信并表示了关注。说到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反映乙肝问题，其实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2009年我发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任职，这些人都会发表科研论文。我就通过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等信息去检索相关论文，进而查到他们的个人邮箱，通过发邮件成功游说了多名在高校里面任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乙肝问题。
总体来讲，我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成功让代表们关注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些策略本质相同，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他们关注的难度，选择的方法就是帮他写建议信，尽可能地用客观事实、数据去描述当前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长期关注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我们不是夸夸其谈好，而是给他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愿意每年持续去关注乙肝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都：作为一位民间公益维权人士，你表示过要做“一个温和的改良者，但同时也是坚定的行动者”。在做一个“坚定的行动者”的时候，你是否有过因为势单力薄而觉得无助的时候？
雷闯：在2007年最初关注乙肝问题的时候，我确实因势单力薄而感到过无助。但后来发现，有时候一个人做一些倡导性的工作、开展一些公民行动，反而会有优势。因为倡导性工作往往针对一些尖锐、严重的社会问题去发出呼吁，更多人一块，反而会让政府觉得是一种不稳定因素，以个人的方式去做，能化解这类担心。我就是在适应国情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在小的空间里面去做一些事情。此外，即使是一个人来做，一样可以有一些行为艺术化的策划和非暴力的操作，整个行动过程让人感觉很有创新点，也能吸引媒体关注和公众参与。总体来讲，目前我倒不存在无助的感觉。
然而，很多时候个体行动也有局限性，个体行动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关注，但很多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是需要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去一步步地解决。所以这就存在一种矛盾。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引发大家关注时，有一些已经形成固定团队和资源的公益机构或N G O，能够对接地来做这个事情，这是最好的。从我的策略来讲，因为目前暂时的自我定位是一个政策倡导者，所以个人反而有特殊优势，当然我也得探索一些其他方式。
做一个建设性的批判者
南都：你公益维权的行事风格颇具策略性和技巧性，温和且很能吸引公众的眼球。对于你这种行事风格的公益维权与其他暴力方式的维权(包括行为上和语言上)的差异，你作何评价？
雷闯：公益维权的策略层次有三：最本能的是暴力维权，不管是语言还是肢体上的，它最容易；再高一点，便是有一些理性的控制，不让暴力行为发生；再高一点就是用宽广的心态和微笑去面对给自己造成损害的人和事，难度最大。我认为，真正能起到持续性推动和改良作用的，反而是这个难度最大的。我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通过一些行动、特别是一些非暴力行动，去做成一些事情证明给大家看。如此才可能有更多的人选择这些方式。不管是“徒步去北京”还是其他行动，其实都是一些基于非暴力策略的公民行动，都起到了很好的倡导效果。
此外，这种非暴力的维权方式是一种良性循环。我徒步去北京，成功地把建议信递交，并引起对方的重视。我相信，假如有其他人也用类似的方式，可能也会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公民行为。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个过程也让政府的习惯变得更好。暴力很容易，短期也能够起到情绪宣泄、引起社会关注的效果，但因为非良性，所以不可持续。非暴力难度虽然大一点儿，但它能实现良性循环，是一种能重复使用的抗争策略。
南都：产生了良好的官民互动，可以说是你这次行动的最大收获。对于你此次行动中官方颇为积极的反应，你有否觉得意外？据你多年公益维权实践的观察，政府部门对类似公民行为的反应是否在一定层面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姿态改变？如果有，那么促成这种姿态改变的因素是什么？
雷闯：的确，这次政府的回应着实让我感到意外。递交时，卫计委的一个处长接收了这封建议信，这表明他们的重视。长期以来在民间或普通公民的印象中，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最怕拍照，尤其是合影，然而这位处长当时还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合影。此外，我的建议信还真被呈递给了卫计委主任，并且他还作出了相应批示，表示会要求相关司局进行调研处理。这些都让我感到意外。
至于在当前官民互动中，政府是否在姿态上有所改变，就我个人感受，肯定是有的。因为现在互联网，特别是微博，使得公民表达的渠道多元化，促使政府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应对公民诉求。而从我的经验看，我们也会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去促成官民的良性互动。比如这次徒步行动，我会在沿途征集当地民众的签名支持，主要是为吸引媒体关注。另一个就是在沿途会一直给卫计委写信，全程我写了不下20封信，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跟对方说我现在走到了哪儿，什么时候到达北京。正是基于这两点，双方的信息才对称，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目标政府部门是知道的，他们有充分的准备，这也是达成良性官民互动的一个重要前提。除了以上两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公民表达时，不单表达出希望政府部门关注某个问题，更要提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如果只是发牢骚式地与政府对话，就会发现缺乏对话基础。如果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去跟政府部门沟通，就会基于解决问题而去谈问题，而不是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不满。
普通公众或者网民，他们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很多问题，往往只是为一时不满而发牢骚，更多的是谩骂和批评，以一种建设者的姿态去批评政府的少之又少。但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公民去深思熟虑地进行相关背景资料的考察与研究，再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所以不仅要做批评者，更要做一个建设性的批判者。如果有更多人怀着此种心态去表达，肯定会导致一种局面，即让更多政府部门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对待理性的公民表达。
南都：结合你这么多年来的行动与思考，你觉得在民间公益维权领域，还存在哪些环境掣肘？你对社会和政府在对待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方面有何期待与诉求？
雷闯：由于网络传播的发达，当前公民维权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大，但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现实有时还是残酷的。总体来讲，现在的空间非常有限，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做成一些事情，主要依靠公民有策略性的一些行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政府部门看到我们是一批积极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我当然希望政府以更加开明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但政府目前办事的逻辑，让人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很大的内部动力去变得更加开明与开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得靠我们公民以一种建设者的心态，通过一些策略性的行动和理性的表达，去扩展公民行动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