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小人多，政府一直为如何处置垃圾头痛，近年更出现垃圾堆填区爆满的问题。笔者赞成以焚化炉解决，但也有人赞成从源头减废，例如垃圾收费。政府近日就此征询市民意见，可否收费，并通过称重或使用不同容量垃圾袋来决定收费额。
环保是大潮流，相信没多少人有异议，但垃圾收费背后的思维——多丢垃圾就应多付钱，却容易被理解为肯付钱就可多丢垃圾，因而惹来争议，有人将其比喻为“赎罪劵”。
这样的争议，让我想起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去年出版的《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这位被《华盛顿邮报》形容为“全美最知名大学教授”的政治哲学家，他教授的《正义》（Justice），不仅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更被历史性地在公共电视播出，轰动全球，后来出版成《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一书，一纸风行。《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是他再接再历之作。
在这本书里，桑德尔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化日益加深，市场逻辑正走出生产和经济范围，侵入生活每一个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经济领域里，慢慢挤走情感、道德、公义等思维。
但他也指出，提供金钱诱因，有时会导致反效果，不能鼓励美好事物和行为更多出现，反而减少了。举几个例子：
在以色列，有学者做实验，在发动学童逐家逐户上门劝捐的慈善募捐日，将学童分为3组，第一组出发前，以价值和理想激励：第二及第三组则另加奖金，分别是募得金额的1%和10%，奖金不从捐款中扣除，来自另一来源。
大家认为哪组学生募得的钱最多？以中国人典型的逻辑，“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是第三组。但错了！结果是无奖金那组募得最多，比获得1%奖金那组多出55%，比10%奖金的那组多出9%。
为何如此？桑德尔说最可能的原因是，提供金钱诱因改变了本来是好事的性质，重点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义务，变成庸俗的赚取佣金行为，让学童的道德动力大大削弱。
同一批学者还做过另一个实验，对迟接孩子的父母处以罚款，结果变得更差，迟接孩子的数字几乎倍增，因为家长把罚款视为附加费用，既已付款，就两不亏欠，连内疚感都没了。更糟的是，当幼儿园取消罚款制度后，数据仍居高不下。桑德尔遂作总结，一旦以钱作为手段侵蚀了原先的道德责任，原先的责任感便很难重振。
作者反对把市场逻辑引入日常生活，把我们珍惜的很多事物，变成可用钱买卖。论点主要有二，第一有关平等，第二有关腐化。
先谈第一点，平等。作者说：
在一个每样东西都可买卖的社会里，所得微薄者日子会比较难过。当钱可买得到的东西愈多，富裕（或贫穷）与否就变得更要紧……如果富裕的惟一优势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奢华假期，那么所得和财富的不平等就没那么要紧。但当钱可买到的东西愈来愈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服务、位于安全而非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区的家、进入精英名校而非烂校——那么所得和财富分配就愈显重要。当每样好东西都待价而沽，有没有钱，就有了天壤之别。……所有东西商品化拿来买卖的结果，使得金钱变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
再谈第二点，腐化。作者说市场具有侵蚀性倾向：
把生命中各种美好事物标上价格，可能导致其腐化……小朋友阅读就付钱给他们，或许会促使他们阅读更多的书，但也会因此教他们把阅读视为一桩差事，而不是内在满足的来源……市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时候，市场价值会排挤掉值得我们关注的非市场价值……生命中某些美好事物，一旦被转化为商品，就会沦于腐化或堕落。
前面“学童募捐”和“幼儿园罚款”的例子，就能说明“用钱解决”机制，如何把公民精神和责任心一并摧毁。
顺着同一思路，当垃圾收费时，是否会衍生类似问题，第一有关“公平”：在当今社会，有没有钱已会让人天壤云泥，是否穷人连丢垃圾的权利也没有？第二有关“变质”：环保意识本来是一种被赞誉的公德心，少扔垃圾会被嘉许，但当引入金钱考虑，可能被视为省钱之举，因而被低贬，是否会如前述，连公民精神和责任心也一并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