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慈善论坛创始人简·韦尔斯预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换将会掀起下一波慈善创新。具体来讲分为两部分：21世纪初涌现的新慈善家们是慈善全球化的积极推手；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动全球慈善的新运动。
说起全球慈善，很多人会感觉它太高端，太外围，跟自己没太大关系，因为自己一不寻求国际资助，二也不会走出国门去资助。事实上，全球慈善并不止于简单的跨国资助。全球慈善与我们的关系应该比我们想象的紧密，而我们参与全球慈善也并非遥不可及。
“新慈善家们”是指2000年以后在科技、金融等领域出现的新富们。由于自身的商业经历，他们对结果、对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慈善模式；而他们推动慈善全球化，主要有散个原因：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全球化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所以他们行善之初，就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
他们很多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资助行为，也不再专注于支持某个特定机构或者某个特定项目，而是把视角放在了社会问题本身，努力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而这些问题，如饥饿、疟疾、女童教育等等，覆盖面广，复杂性高，常常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无法依靠单方面力量得以解决，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解决是必然之道。
这些人不但大胆探索和实践，而且非常重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学习，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积累和共享经验。事实上，在全球慈善的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全球慈善论坛就是2001年由硅谷一批新慈善家们推动成立的。
这一运动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很多慈善家和基金会开始改变原有的慈善方式，从单一、孤立的项目资助转向以问题为核心、以结果为导向、融合多种方式手段的跨部门、跨组织的合作。中国也成为了受影响的国家之一。
非洲对中国的启示
简·韦尔斯曾赞叹非洲慈善的进步。全球慈善对非洲大陆的传统行善方式曾经以直接援助、项目资助为主，这些方式因为成本高昂、收效甚微而饱受诟病。近几年，非洲出现了一批以尼日尼亚银行家Tony Elumelu为代表的新慈善家，他们站出来，大声宣称：“只有非洲自己才能发展非洲。”他们勾画了非洲的发展蓝图，提出了自己的慈善主张，主动与发达国家的慈善家和慈善机构联合，争取经济资源和智力支持。而这正与活跃于全球慈善的个体和机构的战略重点不谋而合。
本地的主动和外界的资源一联结，非洲的新慈善起飞了。 2013年4月，Tony Elumelu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出资，建立了“影响力经济创新基金”，这个基金将由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ors Network，GIIN)管理；随后，来自肯尼亚、尼日尼亚、南非、津巴布韦和贝宁的几位慈善家联合起来，把“全球慈善论坛”的模式带到非洲，成立了“非洲慈善论坛”。和我们国内大大小小的论坛不同，“非洲慈善论坛”完全接入“全球慈善论坛”，能够最大程度上与“全球慈善论坛”的重量级会员们共同学习、商讨合作、执行项目。“非洲慈善论坛”的成立，也得到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万事达基金会在内的全球知名基金会的大力资助。非洲慈善通过接入全球慈善，获取了更多的资源，更加能够实现滚雪球的效应。
或许你会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还有很多紧急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要去追逐全球慈善的“时尚”？理由有三：
全球慈善着眼于解决根本问题，更大范围内调动各方资源，更高效地解决问题。同样是解决问题，同样是实现社会影响，为什么我们不采用更有效的方式呢？
参与全球慈善能够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争取经济资源，吸引全球资本，帮助实现我们的社会使命。
参与全球慈善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智力支持，改造和利用现有经验，不必步步自己摸索。
首先要改变心智模式。
千万不要以为全球慈善就是等着国外给我们资助，也不要以为全球慈善就是去给更穷的国际兄弟们捐款。全球慈善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学习、合作，一起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彼此成就。
一旦转变了这个思维观念，我们会发现处处是机会。我们不会再追着海外慈善家和基金会，苦心劝说：“支持我们吧，我们中国的社会问题真的真的真的很严重。”相反，我们会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已经做出的努力，这是我们需要的帮助。让我们双方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助益中国，也帮助实现你们的使命和影响力。”中国占了世界1/5的人口，帮助中国解决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帮助了世界1/5的人口。这样的影响力，对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全球慈善家和慈善机构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想要实现这样的影响力，单纯的项目资助已经难以实现。
古往今来，慈善家和慈善机构的行善，都是为了实现他们所希望达成的影响；当全球慈善处于传统阶段时，资助中国相关项目完全符合他们的策略，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推动中国，主动来资助；而我们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后，可以用拉动的方式，引领这些全球慈善家和慈善机构，在帮他们成就其影响力的同时，实现我们自身的慈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