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C是个有名的国际公益组织，他们先后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开展了环保和公益项目，并与当地的政府与企业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作为该组织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首席代表，Stephanie Rust女士在环保领域有着丰富的履历，她曾成功推动工业城市灰霾问题的解决，推动政府环保立法。
苏联的工业中心下塔吉尔市，灰尘污染一度非常严重，有4700种不同的污染源，95%的孩子得哮喘病，比今天中国的灰霾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但Stephanie Rust与她的环保团队进驻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花了8年的时间，改善了当地的空气问题。
今年春天，Stephanie Rust来到中国，当问及第一次来中国的感受，她答道：“我上周去了北京，当飞机着陆后我走出来，完全看不清别人！”
怎么治理城市灰霾？
记者：您刚去下塔吉尔市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Stephanie Rust：我们是1993年受俄罗斯政府邀请去的。下塔吉尔在苏联解体最后几年前，是苏联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城市下的雪都不是白色的，而是有彩虹的颜色，有些雪是橙色的，还有棕色、紫色、灰色的，这听起来很美，但是其实很可怕，而且这里是当时苏联胃癌和肺癌发病率最高的地方，95%的小孩有健康问题，患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
记者：从哪里着手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Stephanie Rust：当时情况很严峻，而且在苏联解体之后，当地政府和当地民众完全不知道怎样携手来工作，那时候居民对NGO都没概念，资源也非常匮乏。
我们第一步就是寻找当地的街道领袖和社区领袖，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来寻找污染的源头。在这个50万人的城市中，我们找到了一共4700个污染源头，每一天就有141种不同的化学品被排放到空气和河流中。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要从中找到一个切入点。
记者：怎么选择这个切入点？
Stephanie Rust：这可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走上街头问当地人，你觉得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大部分人说是灰霾问题最严重。
当地有300英亩有毒废物的垃圾场，因为当地采矿业非常发达，很多有毒废物被丢弃在垃圾场里，只要有风吹过这些灰尘颗粒都会被扬起，弥漫在城市的上空。人们在呼吸时，眼睛、嘴巴、鼻子、耳朵全部会进入这些微粒和粉尘，所以当地人觉得这是他们最想要改变的问题。
我们就和当地一帮志愿者以及政府官员合作。这帮志愿者是有共同的诉求而聚合在一起的，他们也想成立一个NGO.我们就跟他们一起进行了广泛动员。
我们在那300英亩的垃圾填埋场里种上了植被，让这些植被可以防止粉尘和颗粒被风带走。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把整个城市的空气粉尘减少了1450吨，当地的人们不仅仅生理得到改观，心理也出现了很多变化，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看到了生活的变化。
记者：你们在下塔吉尔市呆了八年时间，还做了什么？
Stephanie Rust：我们和一些当地的工程师合作，建立了一个控尘的方案。同时，我们又和当地的医院合作，引进了一些治疗癌症和哮喘的专家。还有些工厂希望通过节能减排来实现更高效率和更低污染，我们就为他们带来一些解决的方案。
我们帮助社区志愿者建立起一个公益机构。居民们需要信任的不是我们，而应该是这个源自于本地社区的公益组织。所以我们慢慢通过与这个机构的合作，把项目的主导力量转化到本地的公益组织上。这样，他们可以更持久地处理以后可能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这个机构在我们离开之后仍继续运作至今。
而且在示范效应下，更多的非营利机构也在当地成立了，有专门针对水污染的，有专门针对健康的，有专门针对环境教育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有瀑布效应，一点一滴的水，最终汇聚起来引发了很大的瀑布，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情况。
下塔吉尔市，患哮喘病的孩子。（空气治理前，95%的孩子有呼吸疾病）
民间如何推动环保立法？
（1990年11月15日，布什总统签署了《1990清洁空气法修正案》，Stephanie Rust所服务的美国公众利益研究组参与了那次空气法修正案的立法过程。）
记者：作为一个NGO怎么能参与到政府立法工作？
Stephanie Rust：环保NGO希望介入政府立法这样的工作，必须自身要有非常专业的技术知识，你要知道怎么和他们对话。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调查数据，有我们自己的科研人员，我们有能力去回应企业和政府的问题。
记者：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Stephanie Rust：在1977年，全美有很多工厂排污处理做得不好，导致了空气污染和酸雨。我们专门做环境调研立法方面的研究，研究政策动向。我们尝试去影响空气法制定者，培育社区领袖，让他们去跟立法者谈判。
当时我在密歇根，密歇根是个工业大州，有很多汽车制造业，很多人是在汽车厂里面工作，而密歇根又是个污染很严重的地方。所以，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中间，我们必须去说服当地居民，从长远去考虑，改进生产技术。我们做了很多呼吁和政治游说，美国环保署也开始关注我们。从一开始介入到参与环境立法，这花了我们25年。
记者：在立法过程中美国的NGO扮演什么角色？
Stephanie Rust：有一些NGO的态度是比较挑衅的，比如质疑：“这是你们政府应该干的事情，我难以相信你们竟然坐视不理！”也有些NGO会提供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协助，成为政府信任的合作伙伴，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指出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希望能帮助政府促进完善。面对这种NGO，往往政府也会更开放，更愿意合作。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现在这样的NGO参与模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也花了几十年才做到，在这期间，我们自己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也成长起来了。
记者：如果美国人发现空气质量有问题，他们相信政府提供的数据吗？
Stephanie Rust：相信。因为政府整个调查过程是公开的，他们可以购买NGO的调查服务，我们也可以申请参与到调查中去。结果发布之后，你要是不同意也可以公开反对，说明你的理由。所以我们觉得没什么理由不相信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