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境媒体为什么老黑能源大企业？
其实大家都一样——谁都不会天生针对谁，但社会的互动本质也是个大游戏，一旦进入游戏，大家就各有角色，这个“黑”字里面，不也有态度？呵呵，我同时是个戏剧爱好者，用戏剧的眼光来看现实，冲突推进角色之间的关系，其实大家彼此需要。对吧？
2．与《卫报》相比，国内环境报道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空间
中国环境报道，特别是2010年来的环境报道，和以《卫报》为典型代表的英文环境报道，有很不一样的先天禀赋和内涵。
要说清这个问题，得从环境运动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起。
现代环境保护意识，最早脱胎于工业化中后期的欧美。以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和1972年面市的《增长的极限》为主要标志，随着伦敦烟雾、日本水俣病等一系列生态灾难，坚持环境保护、反核等诉求的绿色运动，从北欧国家及德国发端而来，直到在欧美国家掀起盛大环保游行、造就一大批影响力显著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它们与妇女运动等其他和平运动相呼应，一直到绿党在上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今天遍布欧洲大部分国家、澳大利亚、北美、非洲、台湾等地。绿党一般由致力于环保行动的非政府组织脱胎而来，将环境主张深化成为生态可持续、草根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等政治主张，在政治实践中，对单纯追逐经济增长的20世纪现代发展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制衡。
至此，围绕环境设立的政府机构、法律法规、社会共识，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必备部分。西方环境报道在这样的语境下发育成型，是现代环境运动在舆论和信息层面的产物。
反观这一阶段的中国，正处在连续的政治动荡中，连年战乱之后，经济疲弊，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进程，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随后，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欧美社会的环境问题找到了解决之道——向外转移。
20世纪中期，全球产业转移在亚洲最先瞄准了日本，随后“亚洲四小龙”一度踌躇满志。当中国的低价劳动力优势开始显现，便迅速扮演起“世界工厂”的角色。今天回头望去，在创造了罕见GDP增速的三十年间，中国还有人口之外的另一项红利被充分透支，那就是环境资源。
1972中国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后，也开始建立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行政机制。于是产生了一个时间上的错位：中国人是在疾风突进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先接受了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后工业化产物——现代环境保护机制和观念，然后大踏步地走上了高增长、高污染之路，现代意义上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从此才开始积累、形成。
历史就是这样微妙而吊诡——当中文中出现“可持续发展”一词时，恰恰是中国不可持续的经济进程起步之时。
在没有真正的环境问题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环境报道的。当中国人开始谈论“环境保护”这几个字时，指的是种树观鸟扫垃圾——最初的意义内涵，是生态保护和环境卫生，而远远不是现代工业污染、生态灾难和资源枯竭。
当中国开始面临这些问题的挑战，中国的环境报道土壤才真正开始形成。这个时候，欧美社会的传统环境报道已经随着污染问题的转移而趋于低落。所以我们看到：欧美社会本土的传统环境报道，和气候变化报道、能源报道，是天然分隔的，而对中国来说，这些问题同时来临，所以迅速糅合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大的报道领域，并且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成长迅速。这一趋势和迹象在2013年尤其显著。
这是中国经济运行本身的现实情况决定的。
在20世纪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学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基本规律总结为库兹涅茨曲线——即伴随人均GDP的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呈现上升趋势；达到特定拐点之后，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会呈现下降趋势。但中国的情况看起来要划出一条有差异的曲线了。
今天，中国依然走在倒U曲线的左段，然而已经遇到全球气候变化和自身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双重挑战，同时它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不得不承担起更大的国际经济责任。本来它调整结构的努力就很不容易，现在如此严重和大范围的雾霾，又大大缩短了这一过程所能允许的时间窗口期。一切都使得问题更复杂，从智力挑战的角度来说，也就更加刺激带劲。
所以你看，中国环境报道所呼应的中国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和欧美不同。从报道本身的品质和现实影响力来说，也自然很不相同。今天的中国环境报道，来自以传统社会新闻为方法论的污染事件调查、以传统财经新闻为方法论的能源述评、以传统国际新闻为方法论的气候变化报道，从业者带着不同的背景而来，各有擅长，很重要的是建立上述领域的综合视野、形成更高层面的叙事和分析框架，而不是单纯强调环境价值、经济价值、本国政治利益或全球气候利益其中的任何一个。
3．环境报道的价值
环境报道也是一个报道的题材门类。跟别的题材门类一样，它的本质是以信息形态进入社会价值体系的调节。
上面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下中国环境报道的独特特质，顺着这个逻辑，也就能看到它的价值了：随着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老牌发达国家的活力进一步衰退，新兴经济体崛起。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聚集于东亚、拉美，环境和资源问题加剧的同时，这些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却在提升。包括联合国气候谈判在内的国际机制，随着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的变化，陷入僵持。二战之后奠定的国际规则，效力正在减退。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后发国家，一边承担着现代化的沉痛代价，一边享受着这种增长带来的相对竞争力，几乎如同饮鸩止渴。
中国环境报道和环境议题，由此具有全球意义。糅合了一个超大经济体的后工业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型经济体转型等多重过程于一身，中国这条曲线接下来的走向，是全球意义上的挑战。
4．除了媒体，环境媒体可以做什么？智库？
我更愿意把这个问题拓展为“在环境议题和环境进程中，信息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可以怎样加入整个社会事务？”而且，我更愿意将这个报道和观察领域称作sustainability——与今天全球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论高度保持一致。
我想，今天中国社会各界对它具有特别的需求。所有对信息有需求的地方，它都可以有所发挥，空间无限，此处略去一万字……
5．和政府、公众、企业、学界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这方面，跟其他报道门类没什么质的区别。
6．中外对话2013年最成功的报道或事件
2013年，中外对话被外媒直接引用或转载的次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团队规模扩充到原来的两倍，平均浏览量上升45%以上，在香港、美国等地上升比率超过80%。
7．中外对话下一步的发展策略
在中国内地转向社交媒体和移动端。
